泉州港是古代中国人的航海遗产，是中华民族拥抱蔚蓝色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
2021年7月16日，备受关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福州开幕。在众多项目中，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16年，国家文物局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泉州作为牵头城市，启动多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8年，泉州以“古泉州（刺桐）史迹”项目申报世界遗产，经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需补充材料。
经过更精细的考古发掘，以及对遗产价值的重新阐释、对申报项目的认真调整，此次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主题更加鲜明，价值阐述更加清晰完整，遗产点从原来的16处增加到22处，更加丰富，得到专业人士充分的认可。
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项世界遗产具有怎样突出的价值呢？
开拓海洋、“梯航万国”的先行者
就地理位置而言，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陆终于斯，海生于斯；季风吹拂，物产丰饶。正因如此，泉州人遣舶祈风向海而生，成为古代中国开拓海洋、“梯航万国”的先行者。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泉州港的航海图卷由此展开，磅礴发展乃至成为世界海港城市的杰出代表，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就城市规划与布局形态而言，泉州古城堪称海港城市的样板：港口选址于河海交汇之处，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台风之侵扰；城市沿河而建，码头、街铺、市场、仓储依次分布；衙门、官舍、民居、番坊相间错落。不仅如此，泉州城还依托晋江水系和发达的陆路交通体系，形成了支撑港口贸易发展的经济生态系统：瓷窑、茶园沿河而建，冶铁、纺织密集发展；城内有能工巧匠开设的手工业作坊，城外则成为商贾云集、番坊密布的市场贸易区。泉州城内外，金、银、铜、铁、锡器的加工一应俱全，乃至有“打铁街”“打锡街”之名沿用至今，“打铁街”一名甚至被泉州人带到了遥远的马六甲古城。
泉州作为古代中国航海文明的遗产地，全赖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态系统和融入泉州人血液的航海基因，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追求。
历史上，由泉州港联袂出海的商船，航程远及于暹罗湾、爪哇海、马六甲海峡乃至印度洋、波斯湾海域，创造了灿烂农耕文明的中国人，在看似遥不可及的远洋绝域留下了美丽的帆影。
“市场上有堆积如山的香料、宝石、名贵木材、金银饰品等，即便地中海世界的香料中心亚历山大港，其香料贸易量尚不及泉州港的十分之一。”这是马可·波罗笔下的泉州港。
除了马可·波罗，还有另外两位可以比肩马可·波罗的大旅行家——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和中国的汪大渊，他们远涉重洋完成了从波斯湾到泉州的远航，汪大渊还往返航行了两次。两人分别留下了古典航海时代的不朽之作——《异境奇观》（中译本作《伊本·白图泰游记》）与《岛夷志略》。被誉为“东方航海传奇”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也在泉州留下了历史印记：在泉州灵山，至今屹立着“郑和行香碑”，记述了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开往波斯湾的史实。
海纳百川文明荟萃的神奇之地
泉州港连接着中国与世界，承载了人类古典航海的历史记忆，也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海洋文化遗产。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评估中认为，泉州古港具有成为世界遗产所必需的“对全人类具有突出价值”。
在这座被刺桐树掩映的美丽海港，曾经接纳了来自东南亚、波斯、阿拉伯、印度、锡兰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使者、商贩等。崇拜海神妈祖的“天后宫”、佛教的开元寺、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印度教的“番佛寺”，还有源出波斯的摩尼寺、发端于叙利亚的景教寺以及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堂，都曾耸立在刺桐城的天际之下，堪称天然的世界宗教博物馆。
不同肤色、信仰和语言的族群，在泉州城内可以和谐共处，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富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遗产景观。
泉州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犹如敦煌之于陆上丝绸之路，叙述着人类美好交往的传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古代海港，除了中国的泉州、广州、宁波、扬州和登州港之外，国外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古港口，现在大多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候选名单。在这些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中，泉州独具东方神韵，是集茶香古道、千年瓷都和丝绸之国于一体的东方大港，是海纳百川、文明荟萃的神奇之地。
复原古代海洋贸易的画卷
泉州是一座被后来者发现、被考古人“发掘”出来的世界遗产。
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等学者踏访泉州古城，掀开了研究泉州的序幕。1957年，在夏鼐等考古学家的建议下，泉州人吴文良根据自己的收集，整理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泉州在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价值开始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千年前那个有着世界影响的港口城市是多种要素合力的结果，比如政策保障、国家支持、社群活力、科技与人文的涵养等。这一切都需要在现在这座古今叠压的城市格局中去寻找、去拼图。
北宋时期在泉州设立的市舶司，是文献可确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早期海关机构，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其遗址现在已经被考古学家发现并确认。
避居泉州并曾积极参与海洋贸易的南宋皇族——南外宗正司，其衙署遗址也已经得到考古发掘证实。
特别要提及的是，曾经“瓷行天下”的德化窑、磁灶窑遗址经过考古发掘有很多的新发现，相关窑址持续时间长、文物标本齐备、技术链条清晰，是研究外销瓷的重要参考，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它们连同新近发掘的安溪下草铺冶铁遗址等生产性设施，让泉州及其腹地的经济生态系统得到了生动展示。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的辛勤汗水，让千年古港的历史风貌得以清晰呈现。
作为海洋文明的窗口，泉州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影响力还可以从无数沉船的水下考古中得到生动展示。
1973年发现的泉州后渚沉船，年代约1277年，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海船（福船类型）之一。后渚古船的流线型船型设计和水密隔舱结构代表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杰出成就。水密隔舱技术是中国对世界航海的重大贡献。船舱中以横隔板分隔开，形成彼此独立且不透水的各个舱位，不仅增加了船体的强度，而且即使某一舱位触礁进水也不危及其他舱位，只要对破损进水的舱体进行修复与堵漏就可使船只继续航行，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
这艘海船显然是满载而归，从其出水船货，仅香料一项，即可看出当年泉州港海洋贸易之繁盛：乳香、沉香、檀香、苏木、胡椒、龙涎香……香料之路上的产品应有尽有，完美展示了一张古代海洋贸易网络的历史画卷。
1987年发现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这是一条从泉州港起航，计划前往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却不幸沉没于广东川岛海域的一艘远洋商船，其船体保存之完好、贸易物品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船上满载着从泉州上船的货物：陶瓷、铁器、丝绸、漆器、锡器、金银首饰、银锭钱币等等。有的船货上还写明了货主的姓氏，如陈、林、黄、李等，均属世居泉州的海商家族。《萍洲可谈》等文献所描述的商人在海船上瓜分空间、分占储物，“下以贮物，夜卧其上”的情形，恍若历历在目。
泉州是无数经典文本中予以赞美的“光明之城”，是以Zaitun（Zayton，刺桐）而闻名于世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的大小海船汇集在港口，期待着“风色既顺，一日千里”的远行；又或者，满载而归的航船刚刚靠岸入港，迎接它们的是无数新的梦想……
（作者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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