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泥湾机场，一路眺望延河两岸整洁的村庄、簇新的楼群，还有桃李飞红、群山绽绿的撩人景色，我又重回延安，回到时时念兹在兹的精神家园。
2019年5月8日，周三，晴，农历己亥年四月初四。
这一天，延安市所有贫困县宣布“摘帽”，二百多万老区人民整体告别绝对贫困。当天，各大报纸都用大号标题刊登了这一喜讯，字里行间满溢着喜悦之情。
是啊，这是一个值得特别记载的日子。从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整体脱贫，数十年来，不只延安人民砥砺前行自强不息，它同时也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记忆的屏幕上，闪现出许多身影，特别是一些普通的共产党员，当中就包括文艺战士安全。
安全，1940年入党，1945年到鲁艺学习，先后在绥德分区文工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京剧院工作，是在党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1964年春，为汲取创作灵感和题材，他主动到延安县蟠龙公社纸房沟大队深入生活。没想到一进村，就被乡亲们生活的极度贫困所震撼，被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所感染，从此便与大家一起摸爬滚打，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至去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延安工作，与安全有过几次不算深的接触。那时他五十岁左右年纪，身体壮实，待人热情，为人爽直。考虑到他是省里下来的干部，有时进城办事没个落脚的地方，市里便在市委办公大院为他安排了一孔窑洞，但是很少见他住。有一次我下乡去蟠龙，想和他一起去队上看看，他坚持不坐我的小车，说否则老乡会把自己当外人看的，“再说，现在也没甚看头，等真搞出个样样了，会请你们来检查。”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延安。及至这次专门去纸房沟，听了原村党支部书记屈绳武等人的介绍，我才意识到过去我对安全的了解何其浮泛，并对没能予他更多帮助而深感内疚。
我不知安全把生活基地选在蟠龙，是否与毛泽东同志辗转陕北时，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有关。而他去扎根的纸房沟，是一个离蟠龙镇尚有十多里路的拐沟旮旯。全村三十八户人家沿沟散居，每家三亩地，亩产不到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把大伙儿心力凝聚起来激发出来的，是安全与大家一同吃糠咽菜的行动，以及“不改变面貌绝不回去，改变面貌更不会离开”的誓言。为了解决当时的困难，他一方面动员大家搓麻绳、砍锨把卖给供销社，一方面到城里搞回豆渣等，使全村通过生产自救度过严重春荒。此后，他和村党支部一起，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打坝造地、修道路、架电线、发展畜牧、兴办工厂……到1985年，全村实现了人均两亩基本农田，村里有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等大型农机具，还利用集体积累，统一规划、施工，修建了学校、党员活动室和一百八十七孔崭新的砖窑，大伙儿全部搬进新居。一个昔日破败落后的“烂包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省地县三级命名的文明村。
“为纸房沟，老安可是把罪受扎了。”老支书屈绳武说：“他完全把百姓的事当自家的事办，甚至顾不得身家性命。”1975年，安全把儿子安军也带到纸房沟插队劳动。这一年，村里决定创办机械加工厂，安全带着安军和另外六名年轻人去西安学习技术。半年多的时间里，这六名年轻人就一直和安全的家人吃住在一起。安全的妻子白秉权是西北文艺工作团走出来的著名歌唱家，对此她不仅毫无怨言，还把自己的工作室腾让出来。建厂过程中，遇到经费不足，夫妻俩又把女儿从部队复员时的安置费贴补了进去。纸房沟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李庆东，就是那六名年轻人中的一位。提起白秉权老师，他满脸都是敬重。
1980年前后，安全拿出自己的工资和部分集资款买了四匹马，经几年繁殖，发展到二十多匹，村里办起了饲养场。有一次饲养场的一头骡子不见了，安全急得团团转，几天睡不着觉，村里村外到处寻找。正在这时，他家中有事情需要他赶紧回家。“队上出这么大的事，咋能说走就走。”安全给家里打去电话，说等队上的事处理完，他马上回去。他向家人们道歉，并再三解释：这一头骡子可是队里的一份贵重家当啊……
长期的辛苦操劳换来了丰硕成果，也损伤了安全的健康。1993年7月，安全突发脑溢血在延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遵照他生前意愿和群众请求，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纸房沟。
2020年10月，根据安全的事迹创作，由延安歌舞剧团、延安民众剧团联袂出演的陕北民歌剧《初心》首演成功，反响热烈。人们从这位可敬的文艺战士身上，看到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什么叫“全心全意”。
那天回到宾馆，朋友带来一本书，说是黄根品写的。黄根品我当然知道，做过延安市郊林场场长、延安地区林业局副局长，说来也算熟人。书名《树魂》，薄薄一百八十多页，看上去并不起眼。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我打开这本很旧的书随意浏览时，那些娓娓道来的文字和充满激情的笔调立刻抓住了眼球。一个意气风发的建设年代、一种理想绽放的精彩人生展现在眼前，竟让我联翩怀想，彻夜难眠。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发展国家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一大瓶颈。为响应毛泽东同志“绿化祖国”的号召，1956年3月1日至10日，共青团中央、国家林业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延安联合召开“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来自二十七个省（区）和部队、铁道、文教系统的一千二百零四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来自浙江的代表、二十四岁的黄根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递交了要求留在延安、为绿化革命圣地贡献力量的申请，获得了浙江省委的批准。黄根品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延安人啦。我要为绿化延安奉献青春，决不辜负‘青年’这个光辉的字眼。”
这次隆重热烈的大会引发了延安大规模的造林运动，也开启了黄根品扎根延安二十三年、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人生之途。
黄根品原在杭州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从西子湖畔到黄土高原，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产生巨大落差。对于黄根品来说，气候、饮食、风俗习惯等一时都难以适应。但正如他在日记里写到的：“最能激发人经久不息的热情的，不是别的——那就是事业。”
以往，延安山上的植被大多是灌木和荒草，每到冬季一片枯黄，见不到一点绿色。黄根品经过调研，提出从外地冻土移植松柏的建议。因为此前从未这么干过，一些人担心气候和土壤无法适应，于是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了用事实说服大家，黄根品顶风冒雪，来到二百公里外的黄龙山，在工人师傅帮助下，钻进深山老林，挑选了三十三棵十年以上树龄的野生油松。经细心挖掘包扎，完好保留了油松根部冻土。然后将油松装上车，昼夜兼程运回延安，分别栽种在杨家岭和宝塔山用镐头开挖的一米多深树坑里。经过一个严冬和春旱的考验，这三十三棵油松不仅在异地扎根下来，而且长势喜人。此后，他们又从富县购进人工培育的油松幼苗，就地繁育，获得成功。延安的松树栽植，从此年复一年数量不断增加，面积不断扩大。
冻土移植的成功，鼓舞了黄根品开拓进取的勇气，也让他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从1959年起，他又开始引种和培育名贵树木花卉的工作。延安市区南门外原有一块二十亩的滩地，长期闲置，在地县领导支持下被辟为林业实验基地。黄根品和同事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先后从南方引进银杏、雪松、水杉、七叶树、合欢、皂角、红枫等品种。其间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块地后来经规划设计，平整了地面，修建了温室和亭台廊道，成了延安第一个城市花园；再后来，又添置了游艺娱乐设施，成了延安第一个儿童公园。只是，当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园内消遣休憩或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时，往往想不到这一切，与一位从杭州来的身材瘦弱的技术干部有关。
1978年底，黄根品调任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副局长。离开延安前，他办得最感满意的一件公务，是促成了延安林校的创建。这件事在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期间就定下了，但一直未能落实。黄根品利用林业部领导来延安出差的机会再次提出，林校终于在林业部和省委重视下立项上马，于两年后建成开学，多年来为延安的林业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与这个故事相关联的是，那次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还有一个附带收获，即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诗歌经典《回延安》。作为延安走出来的诗人，贺敬之那次也去了延安，“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都是他真实的见闻和感受。
斗转星移，山河日新。六十多年前那次大会发出的“绿化黄土高原，控制水土流失”“让祖国河山更加美丽”的倡议，在延安已变为现实。近二十年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延安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和治沟造地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三，林草覆盖率达百分之八十。昔日黄土裸露、尘土弥漫的贫瘠山区，已变作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这次回去，走访了延安下辖的六个县（市），见到的朋友都以现在这片土地“天蓝地绿，山清水秀”而深感自豪，并真诚地动员我“回来养老”，让我既欣喜，又感动。
当过安塞县和宜川县副县长的延安市作协党组书记霍爱英，写过一篇《绿的礼赞》的文章，文中写道：“这‘延安绿’，是一镢一锹挖掘出来的绿，一点一滴汇集起来的绿，一沟一壑连成的绿，一年一年积攒的绿。”语中肯綮，我自有同感，而且更加深信：有了这种久久为功的毅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延安一定会以更大的作为、更出色的成就，为党争光，为时代添彩。
延安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幸福，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