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赵树理是在1951年的秋天。当时赵树理任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只是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但他非常诚恳谦虚，对我没有一点架子。当我谈起《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农村题材作品多么精彩时，他谦逊地说：“我对农村有感情，也真想写点合乎老百姓口味、又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可是，这不容易啊！我做得还很不够，我的才能还不高。”而后提及民间文艺，特别是农村说书唱戏的情况，他兴致高了起来，时而双手敲打桌子，时而手舞足蹈，毫无顾忌地唱起了上党鼓书和上党梆子，在场的人都乐得前仰后合。

　　后来，我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工作，和赵树理接触得多了，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严肃的创作态度、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工作精神，以及朴实谦和的作风，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新鲜、健康、简朴，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

　　在赵树理创作《李有才板话》之前，太行山区正掀起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减租减息的高潮。赵树理下乡，本担有检查减租减息进度的任务。但他在调研中发现地方上一些青年工作人员不谙农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致一些好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影响。就像赵树理说的那样：“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于是，便有了这部《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通过山西农村一个叫阎家山的地方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故事，反映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农民的实际状况和真实心声。小说不仅讲活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而且深刻阐释了农村革命干部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党的正确路线、政策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才能解放农民，团结更多革命力量。

　　茅盾曾经这样评价《李有才板话》构思的精巧，特别是对快板这一新鲜手法的匠心运用：“在若干需要描写的地方（背景或人物），作者往往用了一段‘快板’，简洁、有力而多风趣”“我们试一猜想，当这篇小说在农民群众中朗诵的时候，这些‘快板’对于听众情绪上将发生如何强烈的感应”。郭沫若看完小说后也赞叹不已：“我完全陶醉了，被那新鲜、健康、简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

　　《李有才板话》甫一问世，就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小说单行本连出三版都很快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借阅，争相传诵。有人说这部作品给文艺界注进新的血液，也有人说读过这部作品之后，对解放区团结协作的幸福生活更加向往。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后，有读者给报社写信：“像这样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果能广泛散发，深入农村，将起到更大作用。”在后来的整风学习以及更大范围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中，《李有才板话》成了干部必读的参考材料。干部们不但自己学习，还把它念给农民听，反响异常热烈。农民群众一边听得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一边联系实际，“对号入座”，参照小说中的工作方法来解决本村的实际问题。

　　“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

　　《李有才板话》受到欢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赵树理的“群众路线”。

　　赵树理是山西晋城沁水县人，来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深切懂得农民的甘苦和情感。尽管后来到了北京，担任多个文艺团体的重要职务，但他依然保持着农民儿子的本色。

　　在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是作品发行量最大、稿酬最多的作家之一。但除了家庭生活等必要开支，他把绝大部分钱都用于支援农村建设和缴纳党费。平日里赵树理经常披一件从太行山带来的破旧棉大衣，喝廉价的砖茶，和赶大车、蹬三轮的老哥们挤在一起，来一碗浇着香油、辣椒油、芝麻酱的老豆腐，吃得津津有味，聊得心满意足。有一次，赵树理因为工作生活需要，想去买块手表。他到商店里一看价钱，连忙摆手：“够农民买五头驴啦！”后来总算在天桥的旧货摊上淘到了一块便宜表，赵树理将其命名为“三勤牌”，因为它必须勤上弦、勤对点、勤修理。这只表陪伴了赵树理多年。

　　赵树理说过：“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服务得好，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让人喜欢读、喜欢听，对人民大众有好处。”他特别注重文艺对农民精神世界的影响：“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要劝对，而且要使人愿意听你劝。”因为熟悉农村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形象生动鲜活，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三言两语、举手投足间，就让人觉得真实可感——“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赵树理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审美情趣和阅读水平。为了让老百姓更好地理解作品，赵树理尽量挑选农民能听懂的语言。凡是老百姓不常用的词句，他在写作时就尽量避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

　　有人说赵树理是个“土作家”，不懂外国的艺术。这是误解。赵树理不仅读过不少外国文艺作品，而且对照中国小说的写法做了比较研究。他多次和我说，某某人物、某某场面，照西洋小说的写法是如何，照中国小说的写法又是如何。他认为，我们对外国的东西要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模仿，要化为己有，要“中国化”。

　　让新文艺与民族民间文艺的传统相衔接

　　“阎家山，翻天地，群众会，大胜利。老恒元，泄了气，退租退款又退地。刘广聚，大舞弊，犯了罪，没人替。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枉气，从村里，到野地，到处唱起‘干梆戏’。”

　　在《李有才板话》的结尾处，李有才应工农干部老杨同志的请求，为当地农民与地主阎恒元展开的斗争编了首快板。通过这首朗朗上口、活泼生动的快板，农民重获土地的喜悦之情扑面而来，土地政策给阎家山带来的深刻变化，也传神地表达出来。

　　《李有才板话》的成功和赵树理对民间文艺营养的吸收转化有很大关系。赵树理对我国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对农村中长期流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和戏曲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和同名的说书、大鼓作比较，阐发二者的密切关系和曲艺艺术成就，希望我们的新文艺更好地与我国民族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衔接起来。

　　赵树理在担任新中国第一个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主编时，收到过一篇业余作者的来稿。文中有许多错别字，有些地方画了一些符号，谁都认不出。有同志看过后打算退稿，但赵树理一字一句费力地看完稿子，觉得虽然有些地方粗糙，但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很浓。经过他仔细的编辑修改，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之后赵树理还给作者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文章的优长和不足，并列了一大串书名，鼓励这位作者深入阅读、继续写作。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就是后来创作出《淮河边上的儿女》《风雷》等长篇小说，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的作家陈登科。

　　赵树理不止一次地叮嘱编辑，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对待工农兵出身的业余作者。他们文化水平低，但熟悉生活，有真情实感，语言生动，在曲艺创作上很有优势。对他们的来稿要仔细提出修改意见，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千万不要嫌他们文化水平低，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要知道未来好的作家可能在这些作者中间产生。于是，认真对待来稿、热情对待作者、注重发现新人新作，成了《说说唱唱》编辑部的优良传统。

　　今年我已经92岁了，依然笔耕不辍，经常写一些曲艺界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想到赵树理。赵树理讲的“曲艺是普及的艺术，也是高级的艺术”，影响着包括我在内几代曲艺工作者的成长。赵树理坚守的“对人民有益，受群众欢迎”的创作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

　　（作者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本报记者任飞帆根据采访和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