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进城记》公映了，关于它的故事要从8年前讲起。2012年，凭着一股子倔强劲儿，从没拍过电影、准备回老家种地的我竟然接触电影了。这来自主管部门的邀约：在全国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驻扎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就叫《乡村里的中国》。

　　我们组建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在山东省沂蒙山一个叫杓峪的村子，一住就是373天。杓峪村有167户人家，我们是第168户。与村民朝夕相处，村民的喜怒哀乐便都收录在了镜头里。我们拍了近1000个小时素材，剪辑出98分钟影片，上映后反响热烈，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等多项大奖，有人称它是“21世纪农村生活的标本”。

　　因为《乡村里的中国》，2016年，遵义市委宣传部邀请我们拍摄《出山记》。我坚持不回避贫穷、不回避矛盾，要不怎么叫脱贫攻坚呢？我们住进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漆村。这是贵州省20个极贫村镇之一。悬崖上有个村民组叫泉里，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终于见证公路修到这个村。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2018年，我们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进城记》。挑人物时，我希望有一个年轻人，青春、阳光、上进，有开始新生活的感觉，最终在《出山记》素材里发现了覃猛。抽签领房，他开心地说：“如我所愿。”我眼前一亮。这个情节成了《进城记》第一幕。

　　覃猛积极乐观，进城后和亲友合资开了小饭馆和婚庆公司。他的第二个孩子是进城后的第一代人，也是小区的第一个孩子。《进城记》拍完后，覃猛跟着我们学习专业的航拍摄影，随团队拍摄了云南老窝村，从搬迁者变成了记录者。

　　易地搬迁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农民走出大山难，更难的是翻越一座座精神上的山。《进城记》中45岁的杨多晏，拆迁前在村里养羊，进城后一度无法适应，气冲冲说要回老家。后来，社区帮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他做起了贩羊生意，生活有了好转。但贪玩不爱学习的儿子让他很头疼，为此他特意带儿子回了趟山里老家。他对儿子说：“过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就叫改变。你一定要记着这种改变！” 这句话很深刻，也许孩子不能全懂，但此情此景在他心里播下了种子。

　　拍《进城记》的条件比山里好多了，难度却成倍增长。出山的故事写在脸上，进城的故事是藏在心里边的，思想上的纠结和精神上的脱贫很难拍。所以《出山记》拍了1年，《进城记》拍了3年。好在我们团队有股子轴劲儿，不拍好不回北京。

　　《进城记》记录了生活流，以中景为主，没有解说词，只在首尾有字幕。这对创作者要求很高，更难的是团队所有人要统一风格。近年也有硕士、博士毕业的年轻人要求加入我们，我开口就问：“你能在村庄里踏踏实实住上一年吗？”扎根乡村，与农民共同劳作，才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现故事。这种决心和毅力，对现在的年轻人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都是不容易的。

　　我们连续8年记录农村的脱贫史，拍摄了9部纪录片：《出山记》《进城记》《种瓜记》《淘宝村》《大众村》《油桃妹》《老窝》《大歌》《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用平视的镜头，对准数字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忠实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及思想转变。也目睹着，为了下一代，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进城的意义。他们开始渴望城市，勇敢走进陌生的城市。看到他们在城里的新家安顿下来，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便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本报记者朱悦华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