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入古稀之年，卢永根就觉得身子不舒服。他到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前列腺癌，需“活检”进一步确诊。但卢永根似乎并不在意，症状一缓解，他又投入到野生稻的研究中。

　　听说佛冈一处山顶有野生稻，他立即动身。这座山荆棘丛生，密密的乔木与灌木阻挡了进山者的脚步。卢永根拄着手杖弯着腰，踏过荆棘，一边开道，一边攀爬。爬到半山腰，卢永根已体力不支，学生们架着他慢慢往上走。快到山顶时，终于发现了野生稻，卢永根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孩子。尽管他所在的华南农业大学已经拥有1万多份这样的种质资源，但每一次野生稻的发现都让他兴奋不已，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蕴含着解决人类粮食问题的新希望。

　　60多年前，卢永根作为中国稻作科学专家丁颖的助手，用两年多的时间走遍中国无数的稻田，写下了数十本田野调查笔记。丁颖教授“以农为命、以稻为魂”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卢永根。1964年丁颖去世，留下了7000多份稻种和大量尚未整理的科研数据。卢永根把恩师留下的种质资源小心保存起来，沿着丁颖的脚步继续上路，只要可能有野生稻生长的地方，他都前去寻觅。许多珍贵的稻种，就是他翻山越岭一株一株寻找回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不断寻找、不断搜集、不断研究中，卢永根在作物遗传学，特别是水稻遗传学和稻种种质资源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他提出的“特异亲和基因”新概念，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993年，卢永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

　　卢永根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家庭。初中时，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语文老师、共产党员萧野。卢永根由此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选择到坚持爱国教育的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

　　在培侨中学3年，他脱胎换骨了，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成绩出众的好学生，骨子里是一个“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进步青年。他以“平原”为代号，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8月9日，还在念高中的他被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新中国即将成立，19岁的卢永根毅然奔赴祖国内地。他考入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秘密从事地下学联工作，迎接广州解放。卢永根本是学医的，为了更多地为党组织工作，他选择了功课压力相对较小的农学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还有很多特务暗中进行破坏活动。卢永根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利用学生身份暗中调查，为党组织甄别特务作出了贡献。

　　1952年，包括岭南大学农学院在内的数所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1953年卢永根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改革开放后，卢永根获得了公派出国的机会。卢永根的祖辈即移民美国，他去美国留学时家族已有30多人定居美国。在美国与亲人相见时，他的母亲已身患重病，家人竭力劝说他留下来，但卢永根最终还是回到了国内。从小疼他的大姐给他寄来了一张一家三口移民美国的表格，只需要他本人签字即可生效，卢永根再一次拒绝了。他含泪回复：“我是一个中国人，祖国正需要我。”

　　从1983年到1995年，卢永根担任了12年华农校长，为华南农业大学办学规模、学科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破格晋升优秀青年教师，建起了先进实验室，盖起了教师楼、高端人才公寓，为全校教职工装上了程控电话。他亲自设定课程表，撰写教学大纲。为了将国外先进学科引入，他经常加班到深夜。他的笔记本上写得最多的，就是教学规划和他在国外大学见到的先进学科的情况。在卢永根的努力下，华南农学院陆续开设了21个专业学科。1984年，华南农学院正式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

　　三

　　卢永根的野生稻研究以及其他种质资源，在整个稻作遗传育种的科学研究链条上，属于“上游”的基础研究，为“下游”的实践运用提供基本的原理和路径。这注定是枯燥而孤寂的，甚至可能一辈子都劳而无功，但这是一个科学家的使命。

　　实验室是卢永根穿着白大褂常去的地方。显微镜下那个微观世界是他和他的学生们观察了一辈子的大千世界。

　　卢永根的恩师丁颖最喜欢下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他的裤腿上都沾着稻田里的泥。卢永根深得丁颖的真传，只要双脚踩进水田里，他就像一棵稻株一样，土的干湿度、水的温度，都了然在胸。只要双脚沾满泥土，他仿佛就有无穷的力量。卢永根关于野生稻“基因”的灵感，离不开他那双踩进水田的脚。

　　很多时候，卢永根刚把脚踩进水田，学生们的脚就跟着踩了进去。6月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那些日子除了上课，师生们都泡在水田里。哪有农人不忙碌的？在他们看来，学农的人既是学者又是农民。他们顶着广州酷夏最热的日头，头皮都被晒得发烫，脚底却是很凉的泥。

　　学生们总是看到稻田中的卢老师一副陶醉的样子，即便耄耋之年他在稻田里也如履平地。他一次次弯腰贴着稻穗，用放大镜观察花粉、柱头，针尖一样的稻芒常常扎破他的脸、刺伤他的眼睛，他从不在乎。昂起头流完泪，他轻轻揉一揉发红的眼睛，又继续弯腰。他与宝贝似的稻穗、稻花脸贴脸、心贴心，像在听花开的声音，又像把心灵潜入稻花深处，一呼一吸都沉浸在奇妙的稻香里。

　　四

　　2015年底，卢永根在院士例行体检报告中注意到，一些指标突然异常升高。情况危急，这次他不得不做“活检”，诊断结果是前列腺癌晚期。

　　2016年下半年，妻子徐雪宾和女儿卢红丁强迫他住进了医院。这时卢永根已经出现了肺部感染和骨转移，他腰背酸痛、头晕胸闷、难以行走。专家的结论是：中位生存期半年左右。

　　2017年3月14日下午，他们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捐款。夫妻俩颤巍巍从医院出来，互相搀扶着上了车。

　　在中国建设银行华农支行柜台前坐定，卢永根从破旧的黑色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缓缓取出一个又一个存折。他将这些存折里共计693万元的存款，全部转入了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

　　一周之后，中国工商银行华农支行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到卢永根的病榻前。卢永根强撑着孱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输入密码，一笔一笔签名，把最后187万元存款也全部转出，最后清点出捐款8809446元。这笔钱作为“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该校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学科研优秀青年教师，以及资助农学院邀请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来校讲座。

　　在此之前，卢永根还将广州花都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祖产商铺捐赠给了罗洞小学，租金收益用于奖励教学。这份祖业属于卢永根和他哥哥卢永经，远在美国的卢永经为此专门去中国领事馆办理了委托书。

　　尽管在捐款上毫不吝啬，但生活中卢永根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下雨天他怕皮鞋淋坏，就脱下来拎在手上。师生们经常看到他穿着T恤短裤，拿着饭盒，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跟大家在一张长条桌上吃饭，而且有说有笑。每一次吃完饭，他的碗里一定是一片菜叶、一粒米都不剩。卢永根家里陈设也极其简朴——小饭厅的小圆桌，两张磨白了边的老式靠背木椅，客厅与餐厅用五斗橱隔开，这五斗橱还是住平房时留下的旧家具，前面当鞋柜用，后面方框里放着旧款电视机。房间里没有装空调，连窗帘也没有。在他和徐雪宾的生活里，物品从来没有款式新旧之分，只有能用与不能用之别。对于浪费，哪怕是一丁点浪费，他们都于心不安。

　　五

　　卢永根与疾病抗争，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他的生命奇迹般地延长到了2年8个月。由于病情，夫妻俩说话很少，这样的朝朝暮暮默默相守变得愈加珍贵。

　　他们俩先后办好了遗体捐赠手续，把自己的身体用于医学院解剖课。早在2012年，徐雪宾就拖着手术后的身体，顶着六七月间广州最热的太阳，一遍遍跑去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填报各种表格。办理好了繁复的手续，拿到红色的“遗体捐赠荣誉证书”，她心里才踏实。

　　2019年8月11日8时30分，卢永根出现浅度到中度昏迷。血氧水平一直下降。对这种状态的病人，医生采取的办法是先送去ICU（重症监护室），全身插管，对症处理，延续生命。卢永根还在清醒状态时，医生跟徐雪宾说：“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卢院士送去ICU吧。”

　　徐雪宾说：“你可以把这个意见直接告诉他，让他自己做决定吧。”卢院士的答复虽然断断续续，却十分坚定：“不要再浪费国家的财物……不要做任何抢救……不要做任何有创面的治疗……”他之所以不想要身体有任何创伤，是想把完整的身体交付给医学院的学生。

　　8月12日凌晨，卢永根告别了这个世界。

　　卢永根走后，他的学术“基因”依然在传承。弟子张桂权教授主攻“基因组学”，刘向东教授研究“四倍体”，傅雪琳教授研究“野生稻”，他们方向不同，但心心念念的都是同一块“水田”。

　　张桂权教授年纪不轻了，依然经常下田。傅雪琳教授两天不下田，心里就发慌。她也不知道那块田到底有什么“魔力”，一直吸引着她。直到卢老师走了一年，她突然有了领悟：那块“田”是从丁颖老先生到卢永根院士，到张桂权教授，再到自己这一代又一代华农人用人生和信仰耕耘、守护的“生命田”。卢永根老师的根在那里、魂也在那里，他带出来的学生也和他一样，心在那里、念在那里、信仰在那里。他们的努力，是要让稻香香遍这个生生不息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