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多热爱并投身中国文化研究的汉学家、翻译家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翻译的中国作品在海外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让更多外国民众在阅读中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研究室主任科布泽夫——

　　把探究中国哲学的精髓作为毕生追求

　　本报记者  张光政

　　“如果从1970年学习汉语算起，我研究中国文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阿尔乔姆·科布泽夫把探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作为毕生追求。

　　“中国文化具有现实主义特点和人文主义精神。中国文化中，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被视为核心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科布泽夫体会到，对中国文化研究越深入，就越感到这一研究领域的未知空间之广阔。

　　科布泽夫清楚地记得，1960年，他6岁那年，他的父亲随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回来后与家人分享了见闻和感受。小科布泽夫听得津津有味，为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一粒种子。10年之后，他选择在莫斯科大学攻读中国文化和哲学。

　　从1978年起，科布泽夫主要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还在莫斯科物理技术大学、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汉学课程。1990年，科布泽夫在北京大学进修了一年。

　　从2002年起，他几乎每年到访中国一次，每次停留几周时间。“中国有一半的地方我都去过。”科布泽夫认为研究中国是“极为有趣的”，这不仅因为中国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值得多走走看看，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对全人类来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科布泽夫长期研究《易经》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研究王阳明的专家。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他已经出版了10多部著作，发表了1500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些科研成果被译成汉语、英语、法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等文字。

　　中国文化的完整性给科布泽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哲学是所有科学和文化的源头，同时，语言文字与哲学相互关联，构成统一的整体。这也是他的研究不局限于哲学的原因。

　　据科布泽夫介绍，最近几十年来，在包括《俄罗斯大百科全书》《新哲学百科》等在内的俄罗斯主要的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哲学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撰写的。他还是《中国哲学》（1994）的副主编，《中国精神文化大典》（2006—2010）的副主编及其《中国哲学》卷（2006）的主要作者。

　　在哲学领域，他的译著既有儒家经典《大学》和王阳明的作品，也有道家著作《道德经》。在文学领域，他还翻译了《诗经》、唐诗等。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科布泽夫看来，中国文化极其丰富，未来的俄中文化交流将大有可为。“俄中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俄罗斯学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希望俄中有更多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科布泽夫指出，在起源较早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从未间断，生生不息。世界上的文明和文化丰富多样，有着很大差异，不同文明和文化需要通过深入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实现和谐共处。

　　意大利翻译家卡萨齐——

　　“辞典工具书非常有必要”

　　本报记者  叶  琦

　　“学者、译者往往也是受时代精神感召的。”这是意大利翻译家乔治·卡萨齐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所做的开场白。1949年出生于罗马的他，是最早一批赴华留学的意大利人。1968年，他考入罗马大学中文系。那时的欧洲了解中国的人甚少。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他决心去中国留学。从此，在中国的美好体验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让他立志从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

　　上世纪70年代初，卡萨齐从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回到意大利开始翻译生涯。“那时，意大利人渴望了解中国，但基本都是对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充满兴趣。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我的第一部汉译意作品。两册600多页，我用了一年时间完成翻译，经米兰一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反响很好。”之后，卡萨齐成为罗马大学和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汉语教授，有了更大可能去选择更广范围的中国图书进行翻译。

　　在卡萨齐看来，中国的白话文学在文风、内容、思想上都妙趣横生，可与意大利薄伽丘的类似文学媲美。“幸运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意大利国内对中国的兴趣已经跨越政治和经济范畴，开始涉及文学、哲学等社会科学。”大环境的变化给卡萨齐投身中国文言文作品翻译提供了契机。几十年间，从《三十六计》到《徐霞客游记》，从常规篇幅译本到近2000页的大部头，他翻译了诸多中国作品。

　　卡萨齐和中国汉字打交道的另一重要建树是辞典编著。自1998年起的11年间，卡萨齐与北京语言大学的白玉昆合作编著了《汉意大辞典》，两卷、10万词条、共2300页，于2009年在罗马首次出版，2013年在威尼斯再版。“意大利的辞典编著传统悠久。近年来意中两国的关系如此密切，辞典工具书非常有必要！”

　　几十年来，卡萨齐经常往返于意大利和中国之间，向意大利友人讲述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璀璨绚烂，有着崇高的价值。谈到科学、学术，怎可缺少中国的声音？向海外人士推广中华文化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如何使中国文化的介绍和宣传效果最佳化，怎么能进一步阐明它的特征，是目前的关键。”

　　在卡萨齐看来，现阶段的出版物中，一方面中国的有关资料不够普及，意大利高校很少使用中国学者撰写的教科书与资料；另一方面，部分出版物并不科学，甚至还有些不懂汉语的人在编著和叙述中国古代哲学。这些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意大利，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版本注释很少甚至没有注释。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希望读到中文原文，去深入了解细节，分析历代不同批评家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开展《诗经》完整且带历代注释评析的意大利文翻译，同时打算编著一本名为《中国文字系统》的书，全面介绍汉字及其系统。” 卡萨齐谈到。

　　关于进一步促进意中文化交流，卡萨齐表示，“从更广角度来看，如何在世界，特别是意大利，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认为，对话是最强有力的方式。在磋商和沟通时，多提出意见、多彼此倾听。”

　　瑞典翻译家罗德堡——

　　“对当今中国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入了解”

　　本报记者  任  彦

　　“1979年，我将鲁迅的一本杂文集翻译成瑞典语在当地出版。这本名为《希望在于未来》的译作，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处女作。”瑞典翻译家罗德堡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谈道，“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作品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对中国社会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我通过阅读鲁迅等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获益良多，也更加希望通过翻译中国作品与瑞典读者分享一个真实的中国。”

　　20世纪60年代初，还是一名高中生的罗德堡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加深了解，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中文，正式开启了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之旅。大学毕业后，罗德堡于1968年至1970年间前往中国从事翻译工作，并于1975年至1977年间再次赴华工作。

　　20世纪80年代，罗德堡翻译了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寒夜》两部长篇小说，以及两位作家的部分短篇小说。“通过这些作品，中国两位现代文学巨匠首次走进瑞典读者的视野，并深受喜爱。”罗德堡对此感到欣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罗德堡翻译了一些知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刘心武、蒋子龙、谌容等作家贴近现实的文学作品。

　　罗德堡认为，文学能够表现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文学作品的翻译可以促使人们加深对彼此国家国情和人民思想的了解，达到民心相通的效果。当今世界，民心相通对于防止冲突和战争至关重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发展变化的生动写照，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人民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就是想把中国故事带到瑞典，让瑞典人更了解中国。”他说。

　　近几年，罗德堡主要致力于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成瑞典语版。“在翻译中国领导人著作的过程中，我对当今中国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一系列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倡议和理念高屋建瓴，引人深思。”

　　“我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曾经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是我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罗德堡说，“除了两度在中国工作生活以外，我后来多次访问中国，见证了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中国的巨大发展让我钦佩不已。”

　　为了推动有关中国的书籍在瑞典出版，罗德堡在20世纪90年代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取名“鹤出版社”，出版了蒋子龙、莫言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如《红高粱》等。除了文学作品，该出版社还出版中国农业发展和大众文化艺术等相关书籍。进入21世纪，罗德堡翻译了莫言的自传体中篇小说《变》以及张炜的两部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和《刺猬歌》。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西方社会之所以不了解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言的障碍。翻译是通向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可以让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现在虽然学习汉语的西方人越来越多，但语言障碍仍然存在。要想改变部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片面认知，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罗德堡说。

　　罗德堡去年底获得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表示，“这是一项莫大的荣誉，也是对我翻译工作的鼓励。我还将继续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让瑞典人民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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