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距今4000余年的齐家文化铜镜至清代镜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首次全面、系统地展出了国博馆藏铜镜及其相关文物，时代蝉联，体系完备，让观众大饱眼福。

　　汉镜：“中国大宁”

　　1952年，在湖南长沙北郊伍家岭发掘出土一面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这面镜子在纹饰、铭文及工艺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

　　一是纹饰布局，四叶纹钮座外围以双线方框。框外四隅各置一枚乳丁，其间以双线弦纹圈相连。方框外四面正中为T形纹，与其外侧的L形纹相对，方框四隅外与V形纹相对，由此形成博局纹四方八极的经典图式。框外置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并与其他神兽构成组合。青龙、白虎、双角兽的形象设计大胆、新颖，突破了内外区的界限。四神及其他形象之外的空白区域，铺满连绵不断的云气纹，使得整个镜背呈现出繁缛复杂、密不透风的特点。

　　二是博局纹之外有一周铭文带，包括52字篆书阳铭，其中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铭文中“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表达出汉代人期盼华夏康宁、世代昌盛的美好愿望。

　　三是铸造工艺，在该镜背上进行了鎏金这一特殊工艺加工，使之更加具有灿然夺目的美感。此类汉代鎏金博局镜，在湖南、江苏、广西等地发现相对较多，在中原地区出土极少。

　　唐镜：花舞大唐

　　在“镜里千秋”特种工艺镜展柜中，展出一面唐代金银平脱羽人花鸟镜。该镜为圆钮，以金银片镂刻四重八瓣莲花纹圆钮座。钮座外分为内、外两区。内区自钮座四面正中，向外各伸出一心形花瓣纹，其间满饰花鸟、飞蝶。外区接近镜缘，四面正中分别饰以羽人、鸾凤各二，相间分布，呈顺时针方向排列，其间饰以花鸟。直径36.5厘米、缘厚1厘米。镜背刻画的形象以银片为主，金片为辅，镜背上精致、细腻的花鸟纹饰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卢照邻《元日述怀》中的诗句：“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历史上属于唐代两京地区的陕西西安、河南洛阳都发现有金银平脱镜实物。1963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西安东厅门征集到一面金银平脱天马鸾凤镜，直径30.1厘米。1970年，洛阳关林镇卢氏墓出土一面唐天宝九载（750年）的金银平脱鸾凤花鸟镜，直径30.5厘米。日本正仓院收藏有一面金银平脱花鸟镜，直径28.5厘米。通过比较，笔者认为国博收藏的这面铜镜，是目前已知世界上现存直径最大的唐代金银平脱镜。

　　宋镜：国色天香

　　1957年，山西忻县城南豆罗村出土一面北宋缠枝牡丹纹镜。此镜为八瓣牡丹花形钮座，其外环绕钮座、等距分布四朵硕大盛开的缠枝牡丹纹。镜钮右侧中部铸一楷书体阳铭“程”字，应是铸镜工匠姓氏。四朵缠枝牡丹纹外侧饰联珠纹、花瓣纹各一周。镜背纹饰为浅浮雕，花蕊、花瓣、枝叶纹理清晰，铸造精细。

　　大唐士人钟爱牡丹。唐代刘禹锡《赏牡丹》中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佳句。宋承唐制，人们对牡丹的热爱丝毫未减。《洛阳名园记》记述了北宋洛阳城人们观赏牡丹的盛况：“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人们将牡丹形象作为一种吉祥图案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面铜镜上铸以四朵缠枝牡丹纹正是宋人酷爱牡丹的缩影。

　　清镜：百子呈祥

　　此次展览展出了一面清代百子图镜，亦称婴戏纹镜。镜为圆钮，钮顶平面铸七字楷书阳铭“湖州薛晋侯自造”。镜钮上、下形成一条纵向中轴线，自上而下安排了四组分量最重的人物组合，分别为五子夺魁（盔）、两子相向而立持笔与执如意、三子盘腿而坐斗草、四子围坐裁纸习书。在其外侧，布置单人、双人、山石及花草。左上角立有两子，分别执荷花、捧盒，“荷”与“和”谐音，“盒”通“和”，有“子孙和合”的寓意。其下方立童子一人，肩扛长戟，下坠一磬，“戟”与“吉”音同，“磬”即“庆”音，暗含“吉庆有余”的意象。左下角一童子手持桂枝，下坠绶带，“桂”音通“贵”，“绶”同“寿”，或有“贵寿无极”之意。

　　该镜通体呈灰褐色。镜背以白描手法单线勾勒，铸出人物、植物及山石形象，儿童形象突出，共计32人。此镜在构图上独具匠心，以镜钮为中心，大致分为内、外两区来布置人物形象，分布均匀，疏密有致，组成一幅生动活泼的《百子图》，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此类题材的百子图镜中实属罕见。

　　汉、唐、宋、清，不同风格的镜子，静静陈列于国家博物馆，无言诉说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中国大宁，子孙益昌”的镜上铭文，穿越时空，表达出古人的美好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