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载着一千多名工人,穿山越岭,向鄂西南的一个工地进发。车至乌龙泉火车站,已是夜晚。火车停下来,我随大伙儿走下车厢,在站台透气。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我看到了站台前方的一片灯光。那片灯光再往前,就是武汉市区光的海洋。从豆灯如萤的山村,一下走进这光的世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一位巡道大叔路过,好奇地问道:“小伙子,看什么哩?”
“看光!远处的光。”
大叔乐了,说:“我天天晚上在站台里,也没觉得这光有啥值得看的。”
我激动地告诉他:“我们那个山村,只有煤油灯,还得省着用。这里不一样,这光,一眼看不到边。”
大叔听了,没有再笑,反而很热情地对我说:“那你多看看吧。”
这好多年前发生的一幕,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被这片光吸引,我考入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开始与这座我为之动心的城市朝夕相处。
晚上从图书馆出来,我总会在喻家山下的校园内漫步徜徉,看路边的树木,看盛开的花草。但更上心的,是看路旁那一盏盏路灯,看路灯所发出的柔和温馨的光。周末的晚上,我有时也会去学校旁边的街市,静观那些居民区的万家灯火。
在校时,因囊中羞涩,很少上街品尝武汉小吃。记得有一回,给一家报纸投稿,得了十多元稿费,我便邀约室友去大东门小吃街。那次我们品尝了不下十种小吃,热干面自不待言,春卷、豆皮、欢喜坨、锅贴,我们都尝了尝。那份难得的口福,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晚上,从大东门小吃街回学校,我们踏着一地月光,唱着当时流行的歌曲,心满意足,其乐融融。
这座城市,处处与光有关。还记得当年离学校一站多路,有一个破旧的居民区,烂泥田、杂草地簇拥在颠簸的道路两旁。此地原叫鲁巷。后来,这里变成了光谷高科技产业园,园区里诞生、开花、结果的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说到“鲁巷”,人们已慢慢淡忘,但说到“光谷”,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耳熟能详。现在的光谷,成了武汉市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成了居住、休闲、购物的热门之地。
大学毕业后,我在这座城市定居,接触最多的是这座城市里的人。
前些年,我因脚烫伤,在家休息。准备做晚饭时,发现液化气瓶没气了。那时还没用上管道天然气,无奈之下,我给认识不久的出租车司机熊师傅的寻呼机发了一条信息。没想到,一刻钟后,熊师傅就扛着煤气罐“吭哧吭哧”上了楼。
我赶忙道谢,请熊师傅喝茶。“喝什么茶哟,我还要跑生意!”熊师傅粗声大气。
我把换气的钱、的士费、搬上六楼的辛苦费一起递给熊师傅。换气的钱他收了,其它一概拒收。还是那副粗门大嗓:“你这个人好啰嗦,一点小事,我还收钱?”
熊师傅麻利地帮我换上气罐,然后扛上空气罐下楼。临走时,丢下一句话,依然气高声大:“你脚没好之前,莫到处晃,有事打招呼。”
粗门大嗓的背后,是一份豪气与仗义。这也是我对武汉人的印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这座城市彰显了英雄本色。太多的英雄群体与个体,太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当我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些人物与故事时,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武汉人就是这样——敢打善拼,是英雄的人民。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小区的普通保安,名叫黄和义,快六十岁了。疫情防控期间,他组织买菜、送菜,给老人送药,有求必应。大年初一,一家业主发现楼上漏水,而楼上的住户在国外。那位住户向黄和义求助,告知黄和义钥匙放在二十公里以外的亲戚家。许多交通工具停摆,黄和义四处打电话求人,终于取回了钥匙,开门修好了漏水管道,为楼下住户救了急。大年初二,小区一位老人发高烧、咳嗽不止。黄和义知道后,热心帮忙联系急救车将老人送院治疗。黄和义三个多月没有回家,吃住都在小区保安室。
后来,我见到他,对他说:“老黄,你真不容易呀!”
黄和义笑了笑说:“也没啥,大事来了,大家一起扛!”
从来到这座城市求学,再在这座城市安家、立业、定居,一晃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相处,我越发感到,无论是熊师傅,还是黄和义,他们就像是这座城市的一点点微光。虽然微小,但汇聚在一起,就让这座城市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难忘这江城之光。而我自己,也想成为这座城市里温暖的一点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