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套蓝色封面的新书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40余家书店同时上架，香港第一部地方志——《香港志》的首册《总述 大事记》正式与读者见面。这部由香港地方志中心负责编纂的大部头著作，记录了从公元前5000年先民活动到香港回归20周年的7000多年间，香港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共6000多条大事。在香港史学界看来，《香港志》的出版不仅填补了香港地方志的空白，也标志着香港在200年后回归中华民族修志传统。

　　众志成城 填补空白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且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它分门别类、系统记述了一个地方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被视为与国史并行的另一套修史系统。”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总述 大事记》主编刘智鹏说，历史上有多部地方志与香港有关，但自1819年《新安县志》问世之后，便再找不到记及香港的地方志。

　　香港回归祖国后，有不少有识之士持续为香港修志奔走呼吁。经过多年努力和准备，2019年，香港团结基金会牵头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式启动香港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心成立一年后，虽遭修例风波与疫情干扰，仍在2020年底将首册付梓。

　　《总述 大事记》自首页起，有长达3页的赞助机构名单和2页的参与人员名单，汇集了香港知名机构、企业和专家学者。“编纂这样一本志书，在香港是史无前例的工作。”香港地方志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智思表示，香港修志以民间力量为主，能完成这个宏大浩瀚的工程，有赖社会各界热心支持。陈智思说最令他鼓舞的是，中心成立1年多便已筹集到工程全部预算的1/3，出资支持的企业及机构多达47家。“《香港志》首册出版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余下40多册的志书，我们有信心于往后7年陆续出版。”

　　艰难起步 矢志不渝

　　在为《香港志》首册举办的新书记者会上，多位嘉宾特地向刘智鹏、丁新豹、刘蜀永等《总述 大事记》的主编致敬。在香港社会对地方志尚无概念之时，他们是香港修志最早的倡导者、实践者，不遗余力投身香港志事业，一晃便是十几年。

　　2002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刘蜀永到访岭南大学，与校长陈坤耀商谈香港地方志。作为学校唯一研究香港史的学者，刘智鹏也应约来相见。这一见，便让刘智鹏从此与香港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2004年召开“香港地方志座谈会”，到2005年成立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再到2007年成立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启动香港地方志编修工程。刘智鹏和刘蜀永以及原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等人一步步搭建起研究团队，希望能完成香港志，补上香港地方志的空白。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成立后的十几年间，研究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为香港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我们不仅编制了详尽的香港志篇目和参考书目，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还编写出版香港史志书籍逾30种。”刘蜀永自2005年起便全身心扑在香港地方志事业上，亲历香港地方志一步步从概念到雏形。

　　编修香港地方志，无论是编审、筹款还是推广、审计，皆有业界知名人士领衔，参与编撰及审核的专家学者过百位。当从出版社拿到第一本《香港志》时，看到如此精致的装帧和豪华的参与阵容，刘智鹏的心情颇为复杂，“就像辛苦拉扯一个孩子，历经种种艰辛，终于看到他成人成才了”。

　　繁荣史学 正本清源

　　“修地方志，会让我们知晓自己是谁，究竟从何而来。”刘蜀永说，地方志有资政、存史、育人等作用，编修香港地方志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价值。香港社会近些年出现的歪曲历史的现象让人痛心，香港志呈现的是最真实的资料，年轻一代可以从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开始，从香港本地的历史发展，去了解内地与香港的紧密联系，对加强国家认同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令刘智鹏颇感欣慰的是，奋斗多年，一项主要的成果是提高了香港社会各界对志的认识。“所以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很多项目会找到我们。”刘智鹏说，大家都开始认识到志的重要性，政府机构和企业团体都开始重视自身史志的编修。他介绍，《香港志》的项目会持续推进下去，其他一些专志项目也会陆续进行，比如今年年底，香港地方志中心将争取完成《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

　　香港地方志中心的标识，是以“香港”二字演绎而成的树根，寓意“寻根”。如今，以《香港志》为主干，各类专项志书为枝叶，香港的历史与未来扎根于中华大地，越来越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