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2020年“考古中国”连续发布了四期共16项重要考古发现，加上2018年和2019年的重要项目，共有31项，内容非常丰富，新发现新突破很多，令人振奋。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有哪些特点？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将有哪些新的举措？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
记者：“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几年进展很大，重要发现很多，大家都很关注它的相关情况。
宋新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主要以考古和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为主要手段，重点组织实施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考古项目，全面、科学地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进文明比较研究，以考古学实证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凝聚民族共识，坚定文化自信。
项目立足考古研究。以考古学理论、方法构建中国境内人类演化、社会发展、国家形成的百万年漫长历史，依托田野考古实践和考古出土各类实物资料讲述何以中国、何为中国，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科学的学术支撑。
聚焦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项目紧扣考古事业发展和考古学科建设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多角度探索古代政治、经济、科技、环境、地理、精神与宗教，深入挖掘考古遗址和文物遗存背后蕴含的中国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从历史的长镜头探寻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壮大的客观规律和内生动力。
通过这些项目，促进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发展古DNA研究、测年技术、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提高考古学的发现、分析和解读能力，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
记者：从2018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加大了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指导、协调和发布， 这些项目给考古研究带来了哪些变化？
宋新潮：“考古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协调国内考古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校组织主要开展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10项重大项目。
过去我们对于距今八九千年的文明发展程度了解不多，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河北康保兴隆遗址，是考古发现的距今8000多年我国北方地区较早的定居性聚落，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的发现，为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近年来发掘的距今9000年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以及距今8300—7800年的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长江下游地区稻作文明的认识。井头山遗址更是中国近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开发海洋资源、适应滨海生活提供了新资料。
夏时期的考古过去局限于豫西、晋南等地区，通过“考古中国”，现在已经扩展到山东、安徽、陕西乃至江汉平原。比如在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初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间石家河遗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进入夏时期的肖家屋脊文化的面貌。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的遗址，总面积超过2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丰富，为认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阶段中原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还开展了丝绸之路考古、边疆考古。有趣的是，2019年的甘肃天祝祁连镇岔山村唐墓和2020年青海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出土了丰富的历史文物。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发掘出土的印章，属于吐蕃文字，释读为“外甥阿柴王之印”。“阿柴（A—Za）”是吐蕃人对吐谷浑的称呼。吐蕃为了对吐谷浑进行控制，长期保持王室的联姻，从而形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这枚印章不仅印证了其它出土文献的记载，而且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与族属。从天祝唐墓出土墓志，可以肯定墓主人是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慕容智。慕容智是归附唐王朝的吐谷浑王族，其墓志用汉字书写，但发掘者在其志石一侧发现两行未识的文字，很可能是利用汉字创造的民族文字。
记者：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会有哪些新的布局？
宋新潮：2021年我们想着力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巴蜀文化研究、南岛语族考古、夏商考古、石窟寺考古等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第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增强科技考古力量。国家文物局新成立的考古研究中心将创新体制机制，增强考古工作的科技含量。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增强中国考古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第四，关注遗址保护。我们将同地方政府合作，及时把新发现的重要遗址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加大保护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