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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9年07月1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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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精神 前行力量(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追寻红军在贵州的长征足迹

本报记者 万秀斌 黄娴 程焕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5日   08 版)

  遵义会议会址。
  涂 敏摄(人民视觉)

  本报记者在猴场会议会址采访专家。
  涂 敏摄(人民视觉)

  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
  涂 敏摄(人民视觉)

  贵州遵义子尹路96号,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砖灰瓦小楼里,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从解说员滔滔不绝的话语中,可以听到一个高频词:转折。

  进军长达4个多月,足迹遍布40多个县份,贵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一个个决议的出台,让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强渡乌江、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一场场拍案叫绝的经典战役,打出了一片红色新天地。

  长征在贵州,红军一路前行,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今天,我们追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力挽狂澜,翻开革命道路新篇章

  7月8日,贵州黎平县高屯村八舟河上,一座公路桥正在举行竣工典礼。不远处,静静伫立着一座老木桥,参与修建木桥的人,是85年前从这里经过的一支部队。

  1934年12月15日,枪炮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偏远小城的宁静。一支穿草鞋、戴八角帽的队伍抢关夺隘,从东门攻破古城黎平——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拿下的第一个县城。3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研究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决定,红军挺进黔北建立新根据地,放弃了移师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战略转兵,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介绍,这次会议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一次尝试。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猴场,战士们迎接新年,各连队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事实上,此时已是危机重重,前有乌江天险拦路,后有多路重兵追击,队伍何去何从,直接关系生死存亡。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紧急会商,讨论是否继续执行黎平会议决议。

  会上,博古、李德调头东进的错误主张再一次被否决,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这次会议被称之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为遵义会议召开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或许并不陌生,而实地寻访,仍然让记者心潮澎湃。从老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27平方米的客厅,方寸之间,见证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精辟批评,获得与会人员高度认可。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出奇制胜,扭转局面取得战略主动

  历经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转兵西进贵州,红军又入围追堵截的险境,一次次化险为夷,完成了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

  “纵横天下路,难过乌江渡”。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也是一道横贯贵州的天然屏障。尽管水位较当年已上升150米,站在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旁的码头边,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陡峭险峻。

  1935年1月初,寒风刺骨、波浪滔天,中央红军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发起了强渡乌江战役。凭借竹筏和浮桥,红军战士顶着猛烈的炮火,向敌军阵地奋起攻击,终于把乌江天险踩在脚下,成功地将数十万追兵甩到身后。

  “乌江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转折点。”瓮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饶太明告诉记者,强渡乌江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实现从消极避战到主动出击,开始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的一首《忆秦娥·娄山关》,勾勒出一幅气势如虹而又有些许悲壮的战斗场面。

  重崖叠嶂,直刺苍穹。位于遵义和桐梓之间的娄山关,因其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月,为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中央红军第一次夺取娄山关。

  当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黔北,再夺娄山关,二进遵义城。这次战役歼敌两个师及8个团,俘敌3000余人。在党中央正确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壑深滩险,红浪滚滚,奔流不息的赤水河,见证了84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战役。

  3万红军,40万敌军,兵力悬殊。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如果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据敌情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指战员,巧妙地采用运动战战术,迂回穿插,声东击西,成功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危局。

  “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仁怀分会会长穆升凡说,每一渡的战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展开,将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走进每一处红军战斗遗址,惊心动魄的画面仿佛历历在目。一场场出奇制胜的战斗,让红军在贵州闯过了生死关头,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播撒火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娄山关红军小学里,红色元素随处可见。除了常规课程的学习,最受学生欢迎的是每周固定组织的学习红色歌曲、红色故事、红色诗词等特色课程。

  “要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主动了解红色历史,熟悉红色故事,发扬红色精神。”红军小学校长袁思海介绍,学校充分挖掘娄山关红色文化,运用到课程改革和教学变革中。

  红色基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老师和学生的精神血脉中。今年上三年级的马兴蕾告诉记者,她长大以后想做一名老师,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杜富国是遵义土生土长的排雷英雄,一句“让我来”,他救下了战友,自己倒在了血泊中,从此失去了双眼和双手。家门口是红军走过的路,听红军故事长大的他,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军人。长大后如愿以偿,在排雷现场践行着一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我现在也要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学会好好穿衣、吃饭、生活,这是我的新使命。”杜富国说。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说起父亲留下的两枚银元,65岁的杨淑军格外激动。他的父亲杨子林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军,是红三军团卫生部的一名看护员。长征经过瓮安时,由于负伤,便在这里落了脚,他把红军为他留下的银元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子孙。

  “父亲常常一边看着银元,一边给我们讲红军对他的好。”杨淑军说,“父亲临终时嘱托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根植于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时时彰显着生命力,闪烁着厚重的光芒。

  非遗遵义通草堆画的第三代传承人李跃正带领老城小学的孩子们创作一幅幅表现长征故事的剪纸。李跃不时指导,给孩子们讲述那一段段动人心弦的革命故事,“我希望孩子们在掌握技能的同时,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意义,了解这座城市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

  铭记辉煌历史,信仰根植于心。贵州的山山水水记载着长征艰苦卓绝的历程,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前因与后果,也播撒下了红色基因的火种。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言犹在耳,常听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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