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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9年07月1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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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天险,甩开围追堵截(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 程 焕 黄 娴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0日   04 版)

  红军强渡乌江的地方。
  本报记者 程 焕摄

  暴雨停歇,水雾升腾,江面犹如轻纱笼罩。眺望远处群山,灰蒙蒙尽失颜色,对岸岩壁上四个红色大字更加夺目——“乌江天险”。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自西南向东北斜贯全省,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乌江北岸修筑工事,企图依托险势阻拦红军前进。

  与此同时,多路追兵蜂拥而至,距离乌江只有数十公里之遥。敌军一旦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便会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战机转瞬即逝。危急时刻,李德、博古反对北渡,主张调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跨年之夜,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扩大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精神,决定抢渡乌江、挺进黔北。

  “这次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前夜,如果不作出渡江决定,红军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地党史专家谢崇禄介绍,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保障了挺进黔北的正确方针得以实施,使革命再一次转危为安。

  红军先遣部队来到江界河渡口,竟然看不到几个人影。“看见当兵的来了就得赶紧跑。”原来被军阀蹂躏怕了的老百姓,以为又要遭遇劫难,匆匆躲了出去。当地村民黄志忠的岳父是当年亲历者,在世时喜欢讲红军渡江的故事,因此黄志忠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挑水劈柴,打扫房屋,不私自拿走一粒粮食。老乡们偷偷观察着这支穿草鞋的队伍,发现他们十分善待村民。老乡们深受感动,纷纷回到村里。大伙从家里搬来门板和竹子,主动帮助红军扎竹筏、搭浮桥,为渡江做准备。

  1935年1月初,江上寒风凛冽、波涛汹涌,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在江界河渡口正式打响。3只竹筏载着第一梯队战士,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与之前已过江的突击队员会合,第二梯队数十只竹筏也乘势渡江。

  在南岸猛烈炮火的配合下,战士们爬上悬崖,向敌方阵营冲杀过去。此时,一座由竹排连接而成的浮桥,也在争分夺秒向对岸伸展,红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抵达北岸,夺下了主阵地。撕开江防的口子后,其他渡口的红军应声而起,全线突破了乌江防线。

  “甩开了几十万追兵,为红军主力到遵义休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谢崇禄说,之所以能迅速赢得乌江战役,关键在于及时斩断了“左”倾错误路线,统一战略行动方针,广大指战员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将红军战斗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前些年,因修建水利工程,这一区域水位抬升150米,淹没了悬崖,也遏住了急流。曾经的渡口已难觅踪迹,乌江天险不复当年。然而,在江界河战斗遗址纪念碑前,摆放着人们敬献的花圈,红色种子已在人们心中扎根,红色精神将代代传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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