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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7年07月1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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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伪校点”“伪注解”(书界观察)

杜 羽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9日   24 版)

  日前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揭晓,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和《杜甫全集校注》获得图书奖。在近十几年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中,这三种书的体量不算特别大,整理难度却着实不小。其难度,既源自文献文本的复杂,也在于今天的整理本如何超越前贤。

  《史记》位列正史之首,历代不乏笺释研究者,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点校本《史记》,由史学家顾颉刚领衔;至于杜诗,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代更是出现了《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等名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整理,不仅有唐人宋人或许都未曾见过的《老子》《周易》版本,而且还有大量新见文献的断简残帛。

  论旧学基础,当代学者难望清儒项背。超越,谈何容易?写论文、做文章,可以寻章摘句,只选那些自己有兴趣或有心得的片段,但做古籍整理,文本中的一字、一句都不能绕过,一个简单的标点就能试出整理者学问的深浅。而在当前的古籍整理,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投机取巧。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剑曾撰文批评古籍整理中的“伪校点”:“明明已有较好的校点本出版在前,却熟视无睹、继续重复,只是玩弄一些拆合句子或改句号为逗号的把戏,甚至干些偷梁换柱的勾当;还有一些学者校点古籍的行径更为可笑,根本不问版本源流与优劣,也不详细调查现有的研究成果,胡乱抓住一种本子匆忙点完了事。这种本子只能贻害学林。凡此种种,皆可称之为‘伪校点’。”

  继“伪校点”之后,“伪注解”在古籍整理中也变得常见起来。复旦大学教授傅杰说:“现在很多学者所谓的注,他注出来的地方我也能很方便地查到,我查不到的地方,他也不注,因为他也查不到。”在这些书中,整理者对古籍中字词的注释大多来自《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有的甚至连例句也没有改换。注解的主要作用是帮助读者疏通文意,如果不结合上下文语境而照搬词条,甚至有意逃避不见于辞书的难点,就难以称之为合格的注解。“伪注解”或许构不成抄袭,但这种毫无学术含量的整理必将被历史淘汰。

  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专业从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只有“两家半”:北京的中华书局和上海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加上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学部。80年代以后,各地纷纷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还有很多综合性出版社开始涉足古籍出版。与之类似,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80年代以后,不少高校都开设了古典文献专业,还组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古文献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从这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来看,《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萧涤非曾任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主编裘锡圭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手下强将如云,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的主持人赵生群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的教授,他们都与古典文献专业有密切关系。

  对于坐拥丰富文献资源的当代学者来说,前人并非遥不可及。昔日深藏秘阁的《四库全书》,今天可以方便地进行电子检索;昔日难得一见的宋元善本,如今或可借助影印本、数据库化身千百;流散海外的文献同样可以通过数字化形式共享;地不爱宝,时有先秦简帛大量出土……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今天的古籍整理者无需“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果再加上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更为理性客观的学术态度,出版一批能够适应当代读者阅读需求、体现当代学术进展的古籍整理本,是可以期待的。

  古籍整理,意味着旧的版本难免被新的版本所取代,但就是在这样的新旧交替中,传统文化得以传承。那些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像《诗经》的《毛传》《郑笺》、像《史记》的三家注,已经与经典熔铸一体,成为经典的一部分,这才是我们的古籍整理者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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