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 求真 率真

　　那是一次怀着朝圣心情的拜谒，毕竟查尔斯·达尔文是令世界敬仰的伟大科学家之一，他在150年前出版的巨著《物种起源》用充分的实验揭示出有机界发展的规律，颠覆了上帝创造生命的神话，改变了人类对生物世界的认识，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 

　　那又是一次走近伟人生活的体验，在透着典型英国家庭温雅的达尔文故居唐恩之屋（见图），这个达尔文比书本上的达尔文更丰富、更生动、更有感染力。他那从不媚俗的纯真、率真与执着的求真精神，令人亲、令人羡、更令人敬。  

　　纯真是他不泯的天性

　　故居位于伦敦东南肯特郡的唐恩村，绝尘于都市的喧嚣嘈杂，隐世于绿意静谧的田园。达尔文1842年买下的这幢三层小楼（达尔文后又扩建了两翼），洁白、简约不饰豪华，如他一生纯真之做人。他在这里与妻子爱玛养儿育女、著书立说，直到1882年辞世，凡40年。现在这所房子由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管理，已辟为达尔文博物馆。楼下的起居室、餐厅、工作室、台球室里，用达尔文家族捐赠的原物恢复了达尔文居住时的原貌。楼上一半是达尔文的家庭与生平展，另一半是解释进化论的科普馆。后院足球场大的绿地，包含着达尔文栽种实验植物的温室、花圃和一条用红色沙石铺就的小路，达尔文称之为“我的思想之路”。  

　　起居室是全家活动的地方，墙上家族成员的画像，壁炉上的蜡烛，茶几上翻开的老相册和小说，还有沙发背上一件随意搭着的衣裳，在复活着这家人一段段有趣的生活。达尔文与爱玛生育了10个子女，3个早亡，1个先天不足，其中有8个子女在唐恩出生。就像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爱玛的大钢琴一样，琴声是全家的快乐，爱玛是孩子们的中心，也是达尔文最欣慰的倚靠。达尔文生性快乐、幽默，深爱着每一个孩子，不仅起居室、花园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达尔文的工作室也对孩子们开放。孩子们给他的植物浇水，看他做试验，和他分享捉甲虫的快乐。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他的两个儿子后来成为英国卓越的自然科学家，院士、爵士。他的女儿安妮10岁去世，令达尔文万分悲伤，他出版了《安妮的品格》来悼念她。实际上，达尔文在这里居住的40年，一直受着莫名病痛的折磨，他甚至在40多岁就写过遗嘱。是爱玛的爱给了他坚持的力量，他说她“用最大的耐心来听取我由于疾病而发出的苦诉。她是我生命中最聪明的顾问和愉快的安慰者”。 

　　求真是他终生的坐标

　　达尔文的工作室与起居室门对门，他的《物种起源》和绝大部分著作都在这里完成。它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圣地。工作室不大，一张硬木方桌占据中央，桌上摆着一架简易的显微镜，一排不同型号的镊子，一些玻璃器皿、几只装标本的木盒和一些书本随意地散放着。这应该是达尔文工作时的常态。那些标本盒里也许就装过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考察时收集的海生藤壶标本。1831年，22岁的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舰出航南美考察，使他真正踏上了探求科学真理之路。“贝格尔”号舰远航南美和澳洲历时5年，沿途详细考察生物、地质，达尔文带回大量的化石标本，一个惊人的想法——进化论也开始在心中酝酿。达尔文对那些极其微小的甲壳动物进行了8年的仔细解剖和研究，终于出版了关于甲壳纲蔓足目的厚厚4大本专著，这项研究，证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观点，为《物种起源》积累了重要证据。然而其中的辛苦也是不言而喻的。工作室壁炉上方挂着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的画像。他们是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达尔文曾在给胡克的信中说：“……对我本人来说，唯一的疑问就是，类型究竟是今天正在变异呢，还是昨天已变异了……在把一定数量的类型作为不同物种而加以描述以后，我撕毁了手稿，并把这些类型合为一个物种；然后又撕毁了手稿，把这些类型又分成一些单个的物种；然后再把它们合为一个物种（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于是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响，诅咒物种……” 

　　这项旷日持久的研究使他的孩子们天真地认为，所有孩子的父亲研究这类小东西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有人听到他的孩子在庄园里问一位邻居：“您在哪里研究海生藤壶呢？”  

　　在这间工作室的最初12年，他还写完了《“贝格尔”号动物学》，出版了非常重要的最后两卷《“贝格尔”号地质学》，修改了《考察日记》。他通过《一八四四年概要》这部有条理的手稿，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达尔文逐渐成为英国尽人皆知的地质和生物学家。1853年11月，达尔文荣获伦敦皇家学会的皇家奖章。这份荣誉几乎没有引起达尔文的任何兴趣，他已在专注于《物种起源》这部巨著。  

　　率真是他不变的品格

　　门廊一张放置信件的小桌记录着一个难忘的故事。１８５８年夏天，就在达尔文忍着失去小儿子的痛苦，紧张撰写《物种起源》一书的时候，他的朋友华莱士寄自马来群岛的一封信摆在了桌上，里面是一篇与达尔文的书稿观点完全一致的论文。只要他推荐，华莱士的文章一发表，就意味着达尔文２０多年的心血白费了！尽管华莱士的信中只是说：“如果您认为这篇文章有价值的话，请转给赖尔看一看。”但是，正直的达尔文当即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即将完成的书稿，单独发表华莱士的文章。后来，只是在熟知达尔文的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朋友关切下，达尔文才把自己的书稿提纲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了。出乎意料的是,论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达尔文把1000多页的书稿压缩到230多页, 1859年,凝结着他２０多年心血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世界为之震动。 

　　作为一位诚实的科学家，达尔文的率真还反映在他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理论的缺陷上。他明确告之，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引起变异的真正原因没有说明，他说：“关于变异的规律，我们实在是无知的，我们所能够说明这部分或那部分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恐怕还不及百分之一。”  

　　工作室隔壁的台球室里，保存着许多当年报纸、杂志上讥讽进化论的漫画，多数漫画把达尔文丑化成猴子，足见宗教势力围攻达尔文的压力多么巨大；而一幅牛津主教的画像，则令人联想起当年那场著名的辩论。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问赫胥黎：你那类人猿的血统是来自祖父还是祖母？赫胥黎回答，宁可认一只类人猿做祖父，也不愿与一位滥用才能和影响“职位把谬误引进庄严的科学辩论”中的人扯上关系。宗教的诋毁掩不住科学的光芒，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被翻译成各种文字，迅速传遍世界。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对达尔文的理论予以密切的关注。马克思极为赞赏地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作为我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把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题赠给达尔文，在扉页中写道：“赠给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您真诚的钦慕者卡尔·马克思。”如今，这本书就珍藏在唐恩之屋。

　　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他的科学巨著和纯真、求真、率真的精神将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