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国，作家的责任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的创作时间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一样长。1978年，我是部队的一名新闻宣传干部，受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影响，我开始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创作，从此一写就是30年。

　　30年，我写了40部书。其中8部作品改成电影电视、5部作品被翻译到了英美日和澳大利亚，其中两部被编为日本大学教材。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2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6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30年，我不知道自己走过多少地方，采访过多少人，我想几千人肯定是有的。写一部《落泪是金》，我走了40多所大学，直接采访对象达380多人；一部《中国高考报告》，同样采访近200人；写即将在中央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国家行动》，先后去了三峡工地3次，每次要走1200多公里，还不算到广东、上海、江苏等移民安置地采访……

　　我只记得早年在部队一边当新闻记者，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报告文学采访。我第一、第二篇报告文学作品写的就是部队为地方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事，并且获了一个全国奖。在十几年后，2003年那场非典灾难袭击我们的时候，我和洪波等作家在前线采访长达两个月，其间写了一部记录首都人民英雄抗击非典的《北京保卫战》。

　　30年里，我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国的航天、三峡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点工程作过记录，在我笔下推出的全国典型有6个，还有2个成了感动中国人物。为重庆、东莞、三亚、大庆、中山、义乌、苏州、昆山等10多个城市写过发展史，为华西村的吴仁宝、优秀纪委书记梁雨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几十个人物写过作品，最近中央确定推出的改革开放30年的18个先进地区，我写过其中的6个。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发生了我们无法预期和想象的变化。我们这些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巨变中感受激动、感受激情、感受采访和写作的快感，当然有时也会有痛感——面对变革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们的激动和激情便带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因而痛苦也是必然的。但，这30年中，我们感受最多的还是欢歌与鼓舞。我们的笔无法离开那些激动人心的崭新的历史新篇章和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新面貌、新景象和中国人的新生命。

　　30年间，报告文学作为最能直接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的文体，它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初期，在痛斥“文革”的黑暗和推动人们的思想变革之中，曾独领风骚。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中，报告文学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命运，它以最敏锐的视觉和最高涨的热情以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现实忧患意识，承担着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某种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经历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杰出人物、每一个有影响和公认的集体与单位，甚至是每一个进步了的地区和城市，包括那些著名的乡村，报告文学都为他们留下了文字的记录和精彩的叙述。相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有责任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在前进，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这给我们文学和作家提供的机会和创作的动力也更多。

　　我是一名业余写作者，平时工作担子也不轻，但出于一个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文学终身有感情的人，我不会放弃写作。这种动力和使命的力量，是来自对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热爱与感恩之情。因为报告中国，是一个作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