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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08年11月4日 星期

流动中绽放的青春(记者调查)

——部分进城务工妇女生活状况调查

本报记者 李 鹤 邓晓霞 曹红涛 《 人民日报 》( 2008年11月4日   14 版)

  江苏连云港火车站前,背大包携小包的打工妹步履匆匆。
  王 振摄

  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为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支流动大军中,女性已经占了近半数。她们跟进城务工的男性农民工一样,离开土地,告别家乡,走进工厂、饭店、宾馆……融入到城市的建设和生活中。她们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也改变着自己,在繁华的城市中,静静绽放着自己的青春。  

  她们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面对脏、累、苦,她们没有抱怨,只是埋头工作,为了家里的新房、彩电,为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也为了自己的明天

  

  35岁的陈凤春来自黑龙江依安县农村, 2005年底,为补贴家用,她只身一人到哈尔滨打工。她最先在一家快餐店洗了一年的碗。早九晚十,没有休息日,一个月450元,6个人一天得洗近30车碗。活碱兑的洗涤剂特别烧手,不到一周,她的手指尖就蜕皮变白。后来她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做小时工的活。活多人少,她又肯干,现在一个月能有1100元毛收入,除去生活成本,每月能存下700多元。

  据统计,黑龙江省流动人口中,39岁以下妇女占50%左右;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她们多数从事缺少劳动技能的工作,经济收入大多在500元左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流动人口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妇女在迁移劳动力中占了近一半,其中70%来自农村。

  阿漓,23岁,老家在四川宜宾。她是跟着表嫂出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她跑了4个城市,在绵阳的电子厂组装过仪表,在成都的批发市场卖过衣服,在贵州的玩具厂缝过娃娃,最后到了深圳,在一家正规的休闲中心学做按摩。对于平均3000元左右的月收入,阿漓很满意,“可是,实在太累了,一整套按摩做下来,在空调房里都能汗津津的。”她说:“我只念过初中,想找份合适的工作太难了。”

  打工妹最初进城主要有三条渠道:政府或村集体组织;中介介绍;亲戚老乡熟人关系引领。前两种情况比例很小,她们绝大多数是通过第三条渠道,哪里好挣钱、挣钱多就往哪里流动。

  进城务工妇女多数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饮食、服务行业或家务劳动市场。作为廉价劳动力,她们的工作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还常常没有保障。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19岁的湖北姑娘小平,在北京做旅店服务员。她表达了多数进城务工妇女的愿望。

  面对脏、累、苦,她们没有抱怨,只是埋头努力工作,为了家里的新房、彩电,为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也为了自己的明天。她们身上凝结着中国农村妇女勤劳质朴的特质。  

  她们渴望安稳无忧的生活

  在很多进城务工妇女心里,城市只是一个驿站,只是谋生的地方,年轻的就是挣些嫁妆钱,已婚的挣到些盖房子钱,年纪大点的就是为孩子攒钱

  

  与男性相比,进城务工妇女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程度上差别不大,但是在外出的“自由度”上却处于劣势,她们受到的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身心理等方面的压力和束缚远大于男性。

  在江苏省灌云县朱桥村,28岁的郑芹翠正为即将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发愁。孩子两岁多的时候就交给婆婆照看,她跟丈夫一起去了苏州的工业园区打工。上个学期,儿子学习成绩突然大幅下降,她迫不得已跟厂里请了一个月的假,回来想办法。“孩子在家吧,没人教育,可带在身边,外边上学费用太高不说,连在哪儿吃住都是问题。”

  “打工妹之家”理事方清霞自己就曾是一个打工妹,她非常了解这些进城务工妇女的处境。她说,“最害怕生病,上医院看一次感冒就可能花掉200元,都抵得上一个月房租了。”另外,因为户口问题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反映较强烈的有:要办理各种各样城市人不需要办的证件;找住房困难,租房贵不说,还常常三更半夜地被查户口。

  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莹分析说,在很多进城务工妇女心里,城市只是一个驿站,只是谋生的地方,年轻的就是挣些嫁妆钱,已婚的挣到些盖房子钱,年纪大点的就是为孩子攒钱。在城市,她们普遍存在一种漂泊感。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认为,造成进城务工妇女面临如此境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但是,对于非农户口的渴望只是一种表征,她们迫切需要得到帮助的是在就业、分配、社会保障上与城里人拥有同等竞争的社会地位。  

  她们需要更完善的权益保障

  文化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意识淡薄,进城务工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常常不去主张,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侵害

  

  进城务工妇女渴望通过打工改变命运,劳动权益保障关系到她们的生活、发展。然而,较低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更易受到侵害。

  山东聊城姑娘孙萃,现在是北京一家仓储设备公司的销售代表。21岁的她,已经整整在外打工5年。去年在北京通州一个木地板厂的经历让她苦不堪言。厂里规定,早8点工作到晚8点,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经常性地超时无薪加班,“最长的一次连着两天一夜没合眼”。

  据了解,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加班、超时工作比较多,一些私营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服务业很多还违法收取押金,克扣拖延发放工资,这是进城务工妇女碰到比较多的侵权情况。全国妇联开展的“千名进城务工妇女”问卷调查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只有48.2%,超过六成务工妇女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只有不足三成的人能够按法定数额获得加班费。另外,有近一半的进城务工妇女还没有被覆盖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特别是对以青年为主的进城务工妇女针对性最强的生育社会保险,没有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只有0.8%的妇女参保。

  “打工妹之家”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流动人口服务的公益性组织。理事范晓红负责维权方面的工作,她说,过来寻求法律援助的60%以上是劳动纠纷。虽然《劳动合同法》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很多企业,特别是不正规的小企业采取很多规避方式,比如把合同改成一年一签以逃脱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对企业的束缚,降低餐补等其他福利规避加班费。

  由于文化水平低,进城务工妇女的法律知识匮乏,权利意识淡薄,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常常不去主张,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侵害。

  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理事张帅,曾经帮助某美国公司培训供应商的一线女工,包括法律、健康、社会融入等内容。他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女工法律知识基本处于空白,不了解自己享有哪些劳动权益,不知道哪些是性骚扰,如果有人讲黄色笑话,她们多是保持沉默或选择离开。李莹说,一些低端行业,很多女工都不知道她们在孕期、产期、哺乳期权益受劳动法保护,一旦怀孕就自动辞职。

  家政工是进城务工妇女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她们属于非正规就业也叫灵活就业,与雇主是雇佣关系,不在劳动法保护的范围之内。因为工作场所比较隐蔽,又缺少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证明,难以取证,所以她们受到的伤害比在劳动关系中的女工更多也更得不到保障。

  目前,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对家政行业调研已经做了两年,比较有成效,得到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关注,据了解北京市拟制订地方性法规,之前只有2000年初深圳对家政行业做出过规范。

  如何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妇女的合法权益,使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近几年,各地政府和用工单位正在研究和采取一系列措施。专家认为,应当从她们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权益保障运行机制。一是建立督查机制,可在社区专设机构,进行调查、分析和疏导化解;二是建立联动运行机制,实行权益舆论保障、社会保护保障、经济生活保障一体化管理服务体系;三是建立教育与管理结合机制,广泛深入开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的宣传教育。  

  她们更需要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关怀

  打工妹结婚生育年龄大大推迟,而同居现象普遍。她们对于性知识和性病防治方法了解十分有限,意外怀孕现象比较严重

  

  据了解,有过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村妇女相较没有外出过的女性,普遍结婚和生育的年龄都大大延后。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生活让她们的婚姻观和生育观产生了改变,而另一方面,又有着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

  27岁从安徽出来,到现在38岁仍然孤身一人的方清霞,对此深有感触。

  一是从农村出来,不想再回去找对象,城里人又“高攀”不上。方清霞有次去图书馆,碰到一个聊得很投机的男孩。后来男孩问“你是做什么的?”“家政。”她永远忘不了当时对方的眼神,透露出“我们没必要继续交流了”。 

  二是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少。方清霞曾在上海一户人家当了5年保姆,只认识了10个异性,全都是雇主家的亲友。像她这样30大几还没有结婚的流动妇女占有一定比例,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

  三是为了增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打工妹结婚生育年龄大大推迟,而同居现象普遍,同居对象大多也是打工者。据统计,进城务工妇女中近一半人是未婚,不稳定的打工生涯对她们的婚恋乃至整个生活方式影响很大。

  一项在北京、广州等5个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一些城市外来青年女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有性生活经历,然而她们却缺乏生殖保健意识,缺乏基本的避孕知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避孕药具。

  打工妹大多来自内地山村,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对于性知识和性病防治方法了解十分有限,意外怀孕现象比较严重。

  深圳市罗湖区曾调查发现,到医院做人工流产的女性中,六成以上是未婚打工妹。拥有85%以上外来人口的深圳,对于改善外来人口生殖健康问题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起,深圳市计生协会即大力开展“青春健康”教育,之后又在全国首创社区生育文化中心这一新型生育文化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免费授课、政策宣传、咨询服务、药具发放等形式,使得未婚青年人流引产率和生殖道感染率明显下降。

  她们在流动中实现成长

  迁移流动对妇女个人和社会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前提是社会要尽可能提供和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机会

  

  休闲背心,牛仔短裤,眼前的阿漓一副城市少女的打扮。偶尔,她还会去女人街修修眉毛、涂涂指甲。她说她喜欢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侃侃而谈,落落大方。而她心里也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刚出家门时的自己,害羞、寡言、自卑。

  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有过进城务工经历妇女最直观的变化。与未外出过的妇女相比,在谈吐、穿着、打扮、卫生习惯方面明显不同。

  城市与农村之间,她们真切地感受到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繁华与冷清之间的反差。与城市女性相比,她们少了很多政策福利的照顾,所以她们有着更强的自我概念;与传统农村妇女相比,她们不再把命运的改变完全寄托在婚姻上,所以她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生存条件。

  在城市与农村的流动之中,她们实现着自我的成长和蜕变,虽然,这个过程可能让她们刻骨铭心,或许还伴随着阵痛。与未外出过的妇女相比,她们见识广,接触人多,普通话说得好,交际能力和独立意识较强,办事节奏快。

  少数流动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培训,提高了自身素质,从而获得成功。在全国妇联的问卷调查样本中,10.4%和8.3%的妇女为管理人员和公司职员。这表明,随着进城务工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自身的不懈努力,她们的职业层次悄然有了改变。

  方清霞选择留在北京,留在打工妹之家,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去帮助那些曾经像她一样需要帮助的务工妇女。她说,“北京带给了我很多改变,包括行为、思维模式、待人接物等,而最大的变化是有了自我意识。比如以前害怕自己大龄未婚别人会有看法,现在想通了,结婚与否都是‘自己选择的生活’。 ”

  孙萃喜欢上网,去逛论坛,还开了博客。她有个理想,有一天能通过网络为山东老家大棚里的桃杏联系上南方的经销商,让家乡产品打开销路。

  阿漓说,她想多攒点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卖她喜欢的女生饰品。

  “事实上,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妇女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形式,迁移流动对妇女个人和社会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前提是社会要尽可能提供和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机会。”郑真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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