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钢与绕指柔

　　中国京剧节参演剧目《下鲁城》,给了“史识、人物、表演阵容”等词汇一个展示窗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很多历史剧作，正在慢慢地远离这些词汇所限定的内涵和意义，远离这些词汇所赋予的艺术魅力。

　　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体验和想象。此剧探寻的正是践行这些思想的过程,也是“史识”形成的过程。《下鲁城》写的是刘邦在大举平定中原、席卷江东之后，最后来到了项羽生前封邑项伯所辖的曲阜。于是，如何征服，或者说采用何种方式进入这个城邦，让这里的人民接受他们，成为这出戏的核心。

　　叙事沿着两个序列展开。一个是处于最后阶段的楚汉战争，在这个序列里，以刘邦为首的汉家大军与守城的楚将项伯即将遭遇。另一个是刘邦与军师张良、与内人吕后之间的观念之争。前者是敌与我的冲突，后者是打与和的较量。以刘邦为核心，两个序列犬牙交错，相辅相成。而刘邦也在这双重矛盾中辗转挣扎。两个序列的叙述都连接着人生的成败与荣辱，因而，冲突越是激烈，情节越是跌宕起伏、人物的命运也就越牵动人心。从准备血溅孤城的残暴，到“军不伤，民不扰，四境安宁不犯秋毫”的约法三章，从西取三秦，六合横扫的霸气，到相逢一笑泯恩仇，拯救苍生解倒悬的胸怀。随着刘邦军臣政治策略的改换，化干戈为玉帛的主题因此而凸显出来。

　　整个叙事进程清晰流畅，从平衡到不平衡最终又恢复平衡，曲折婉转，环环相扣。伴随着观众们从平静到忧虑最终又恢复平静的情感旅程，最终自然而然地统一到以仁德治世的结局上。这一点，既与中国大众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政治理想与伦理理想相一致，同时也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弘扬的和谐社会构建和民族文化传统相统一。

　　剧中几个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感。创作者没有把人物处理为战争游戏中机械的叙事元素，而是写出了他们的经历、行为和心理动机。如张良夜访孤城的先斩后奏举止，来自他对项伯几次援手的感恩之心。吕后对鲁城采取怀柔之策的建议，一方面来自她对守城将领项伯的感念，一方面也来自她对汉家天下长治久安的战略设计。刘邦对张良夜入鲁城的行为，直觉地反应竟是“他投奔项伯去了！”一句话，暴露了他心虚、猜忌、多疑等性格特征的另一侧面。

　　此外，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人物形象的立体化，也是这部剧作的特点。如项伯粗犷勇武的外表下却是一副讲求朋友义气、仁厚宽和、试图感化一切仇怨的侠胆柔肠。他对张良、对吕后、对刘邦一帮再帮，一让再让。特别是在刘邦君臣三人赤手空拳、乔装探城之际，心知肚明的他曾有数次可以捉拿他们的机会，但他却一次次地放弃，坚定地选择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直到以他的慈悲和善良感化了刘邦君臣，使他们的人性和正义感得到召唤。

　　刘邦形象的成功在于他的丰富性，更在于他的成长性。由杀戮而后改为道歉的进城之举，展示着他性格变化和发展的清晰脉络。作为一个在天雷地火的战乱中独领风骚的乱世枭雄，最初上场时的刘邦是不相信仁政的。“天扶保，赤帝龙种，四海逞天骄”的洋洋得意，“铁骑六合横扫”的不可一世，暴露了他欲以铁血和武力争霸天下的初衷。但当吕后劝说的出发点，从道德层面的个人恩怨转到“汉家卒能得天下”之兴亡原因的分析时，刘邦坐不住了。因为刘邦下鲁城时，已经处于所向披靡，胜利在望的境地。此时他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征服一个城邦的问题，还有今后如何统治一统江山，如何征服天下民心的问题。因而，武力和仁政的选择，不仅关乎着他即成的霸业，而且关乎刘姓政权的长治久安。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面临的选择。于是，在张良特别是吕后的劝说下，刘邦脱离了原来的思想轨道，走向转折。

　　就创作而言，这个转折过程的描绘让创作者的抽象思考与感性经验衔接了起来。他们要表达的那种观念，那种“成败兴亡史有鉴，岂不知民心胜于天”的立意，那种“坐稳江山民为本，失民心哪有那天地万世春”的示警，也随着刘邦的人生体验和转变过程感性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作品由此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获得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