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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8日 星期

德国之声容不下张丹红的一个话筒——

西方新闻自由的政治困境(新语)

《 人民日报 》( 2008年10月8日   07 版)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

  核心观点

  “逢中必反”的固有心态影响了一些西方的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使他们面对中国时失去了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对不同声音的宽容心。他们也因此陷入了与西方新闻自由信条相反的政治困境。 

  

  据德国媒体不久前的报道,德国之声到底免去了张丹红中文部副主任的职务。据说,还有一些德国作家联名向德国联邦议会写信,要求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审查,并称张丹红是个“政治糊涂的记者”。西方的“政治挂帅”强烈震动了中国公众。张丹红无非是说了一些客观的话,但“新闻自由”的德国却容不下她的几句“异见”。看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一定要符合其“主流政治观”的。如若不符,那就只有开路走人。

  从这段时间看,张丹红不是唯一孤立的个案。在今年8月初,德国另一家媒体体育信息通讯社解除了记者迪特·黑尼希的职务,媒体认为主要原因也是由于长期以来“明显亲华”。因为报道立场问题而遭到媒体的歧视和偏见,在整个新闻史的发展中其实并不少见。当年NBC的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彼得·阿内特因为声称“美国的战争计划已经失败”,就被扫地出门。但是因为亲华立场在西方媒体中遭到歧视或者被排挤的个案,2008年以来在德国媒体中倒是高调出现。我们不由得想,中国的发展到底触痛了一些德国媒体的什么敏感神经,以至于连他们宣扬的“言论自由”这样的招牌都要砸了。

  言论自由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想,人们希望以此捍卫每一个人自由和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保护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是人类在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政治文明的表现。但是,某些德国人如此高举政治大旗,倒是让我们看清了,言论自由其实并没有一套普世标准,它更像是一种相对权利,或者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西方媒体一再表白,希望通过对言论自由的争取,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平衡,并保护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但在运作过程中,有些媒体自身却无法摆脱与这一信条相反的政治困境。

  众所周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言论自由被西方国家作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经常使用的武器。这种批评往往充斥了对中国政治制度、人权状态,甚至是历史文化的偏见。一些西方人用一种普世理想作为政治武器,攻击另一个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种滥用西方话语优势的做法迟早要付出代价。

  换句话说,一些人批评中国的出发点就错了。他们抨击中国时缺乏起码的善意,也操作得很不认真,根本不想或是不屑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无视中国从经济到政治以及人权领域的巨大进步,批评中国时信口开河,只要在西方听着顺耳就行了。这种“逢中必反”的心态影响了一些西方的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使他们面对中国时失去了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对不同声音的宽容心。于是乎,批评中国,可以尽情自由;为中国说公道话,则要严厉追究。批评中国,没事实可以编造,小题可以大做;褒扬中国,有事实也不行。张丹红事件表现出来的就是类似的虚伪和霸道。

  据说,张丹红事件中也有一些敌视中国政府的华裔政治流亡者在捣乱,他们四处活动,给德国之声施加了压力。这些因素或许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看看西方媒体及其知识精英在遭到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压力,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压力时,他们在保护“自己人”时表现出来的坚决,和在张丹红事件中的表现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容不下张丹红的一个话筒是目前德国新闻界相当普遍的感受。

  一些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将言论自由作为对华的舆论武器,他们高高在上地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后知后觉”,他们能够站在人权的道德高地上,随意地指责中国。然而历史的车轮是在转动的,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不可能没有巨大的政治进步做支撑,也不可能不带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快速发展。狭隘的恰恰是西方的一些知识精英,他们跳不出在中国问题上的固有思路。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转自《环球时报》2008年10月7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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