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法祖：“医学必须要有人的温度”（人物）

　　6月18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体育馆。馆内，哀乐低回，２００多平方米的灵堂，被鲜花和花圈填满，很多挽幛上落着同样的四个字——“你的病人”。馆外，手持鲜花、胸挂小白花的哀悼人流绵延数百米。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先生的追悼会正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8000余封唁电，表达了人们对这位长者不尽的哀思和敬意……

　　6月14日8时46分，生于西子湖畔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杰出的医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裘法祖因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94岁。

　　“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医德必须高尚”

　　“裘先生不仅医术高超，他的高尚医德也影响了外科学界几代人！”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陈安民深情地说，裘先生宅心仁厚，主张“医学归于大众”，他常说：“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医德必须高尚。一个好的医生，应该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裘法祖毕生实践着自己的信念，用爱心和智慧拯救了无数生命，也温暖了无数患者。他的学生、我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曾见过这样一幕：裘老趴在病床边，通过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来诊断病情。就在去世前半个月，94岁高龄的裘老得知有四川地震灾区伤员转移到同济医院治疗的消息，还拄着拐杖，亲自参加病情会诊，并到病房慰问伤员。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他下乡到湖北省嘉鱼县，一位老乡找到他，想问问能否找裘先生看病。当时，裘老已经是学术界的权威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提了一次，没想到裘老马上着急地说：“你叫他立即来找我。”后来，这名农民得到了裘老非常细心的检查。

　　裘法祖曾说：“我一生为很多人看过病，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农民病人。他们受着生活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看到他们，我就感到无形中有一股力量和责任，要求我一定要挽救他们的生命。”

　　1940年，裘法祖正式开始外科生涯，在德国担任住院医师。一年以后，他的导师才允许他做第一例阑尾切除手术。接受第三例阑尾切除手术的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突然去世。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存在什么问题，但导师对他说：“裘，这是一位4个小孩子的妈妈。”这句话，裘法祖记了一辈子。

　　“医学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但必须要有人的温度”，裘法祖时时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学生，要作一个合格医生，首先要有仁爱之心。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因为在我国现代普通外科上的开拓性贡献，裘法祖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他的手术，也被誉为“裘氏手术”，经他的手改进的手术新术式不下数十种。他是我国肝胆外科、器官移植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由他提出并亲自主持和指导的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肝移植研究获１９７９年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上世纪８０年代，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他还是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

　　在外科学界，裘老对医生的“苛刻”要求众所周知：手术要按解剖部位来分离组织，以免伤害病人的正常器官；手术视野一定得干净清晰；尽量用最细的针线缝合，绝不做大块组织的结扎；针距、针宽必须讲究，要以整形美容的要求缝合切口……

　　陈安民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看裘老的医疗查房，那场景“蔚为壮观”，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教授和年轻医生，“我们这些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最紧张了，如果对病人病情了解不准，回答不出问题，裘老可不会顾及你的面子，一定会狠狠批评。”

　　裘法祖还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毕生教书育人，创建的“裘氏手术规范”在全国广泛应用，影响了几代外科医生。他强调医生要做到“三会”，即“手术要会做、经验要会写、上课要会讲”。此外，他还教育弟子们要“三知”、“三乐”，即“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他淡泊名利，提携后辈，甘当人梯，拿出积蓄100多万元设立了“裘法祖普通外科医学青年基金”，自己却住在一套５０多平方米的旧房子里。

　　“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

　　裘先生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常说：“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

　　1936年从上海同济大学结业后，裘法祖西渡德国。193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许华平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

　　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带着对祖国的深情，1946年10月，裘法祖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携德籍妻子及孩子回到中国。1952年，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任顾问。1956年，裘法祖随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后，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裘老受到冲击，被安排在医院做清洁工，但他没有因此消沉悲观，相反，他的心态依然积极乐观。有一次，他做完清洁后碰到李培根，讲自己在医院里看到一只大老鼠的经历，讲得眉飞色舞，哈哈大笑。老人在逆境中的豁达乐观，让李培根至今记忆犹新。

　　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裘法祖的夫人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可贵的是，在“文革”中，她也能像裘先生一样，不仅坦然面对家里的“变故”，而且，夫妻间始终情深如初。1979年，裘先生夫妇到德国访问时，慕尼黑市长在接待宴会上说：“裘夫人，您为中德友好工作做了很多贡献。我们愿意恢复您的德国国籍，您可以拥有双重国籍，也便于工作往来。”但裘夫人婉言谢绝了，她坚持了自己早年的选择，坚持与丈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