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城市的勃兴不仅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发展提供着市场基础，而且推动着舞台表演艺术职业化和规模化的进程。认识到城镇对演艺发展的依托作用，有利于我们通过优化演艺团体的都市布局来促进演艺生产的进一步繁荣。

　　城镇的历史成因是水路通衢和经贸中心，人口的规模流动和云集是城镇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是演艺团体寻求演出市场的首要着眼点。事实上，城市不仅为舞台表演艺术的生存提供着市场基础，而且推动着舞台艺术职业化和规模化的进程。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至少对舞台艺术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一，城市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商品交换愈加发达，演艺逐渐脱离单纯的技艺表现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职业。其二，城市收入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市民阶层逐渐壮大，拉动了演艺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这两个影响互相作用，推动了演艺主体和演艺对象之间的对接和碰撞，构成了近代以来舞台艺术繁荣与演进的内在动力。古今中外的艺术史反复记述着这样一个事实：舞台表演艺术往往根植于乡野的沃土，但其生长却大都在城市中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考虑工业资源配置的行政管辖的权力作用，演艺团体生存的市场化调节削弱而行政化指令加强。但这并未改变我国演艺团体依托城镇发展的局面。当前，我国２７００多个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以及较具实力的民间职业剧团，绝大多数都“栖身”于城镇，城镇市场在这些团体的演出份额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城镇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栖身于此的演艺团体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而演艺团体的都市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演艺力量的基本格局。认识到城镇对演艺发展的依托作用，将有利于我们在真正意义上落实“市场导向”，有利于我们通过优化演艺团体的都市布局来促进演艺生产的进一步繁荣。

　　其次，历史地看待我国演艺团体的都市布局，“演艺重镇”对我国演艺事业的发展一直起着关键的推进作用。这些吸引和培植了一流演艺团体和演艺人才的“演艺重镇”，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一个时期主流演艺形态的形成，或者某演艺形态中重要流派的确立，往往都与彼时彼地的中心城市分不开。因此，在演艺发展的城镇依托中，这些中心城市都发挥着核心和关键的作用。谈到我国的中心城市，人们首先会想到北京和上海。的确，我国最优秀的演艺人才和演艺团体主要集中于此，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和演出盛事也主要集中于此。这两座城市在我国无可争议地担当起“演艺重镇”的角色。实际上，目前我国能够称为“演艺重镇”的，除了北京和上海，似还可以包括沈阳与武汉。抗战胜利后，延安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进入沈阳，“鲁艺”的红色传统与醇厚的黑土文化在此融汇，产生了许多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作品并涌现了不少具有国家水准的演艺团体，其歌剧、话剧、芭蕾舞都堪与京、沪成鼎足之势。武汉凭借其九省通衢、南北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贸易、交通的重要口岸。人口的频繁流动和迁徙，营造起重要的演艺市场氛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演艺人员来此发展。至今，这里的吉庆街又率先聚集起来自五湖四海、种类繁多的街头演艺样式，甚为壮观。可以看到，“演艺重镇”不仅营造起活跃的演艺市场，其艺术创作和演出亦体现较高水准并引领时代潮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演艺重镇”生存与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全国演艺生存与发展的整体态势。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演艺重镇”无论在促进、引导全国艺术生产上，还是在带头参与演艺产业的全球化竞争中，都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使命。这种使命的完成，要求国家对于“演艺重镇”的建设与发展给予更有力的扶持和更积极的引导；同时，也要求我们的“演艺重镇”超越“地方性”视野，对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进行国家层面的探求与思考。

　　再者，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它为演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应当关注并促进杭宁（杭州、宁波）、苏锡（苏州、无锡）、广深（广州、深圳）以及福厦（福州、厦门）等地演艺文化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得到迅速发展。高度发达的乡镇企业使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乡差别日益缩小，呈现出城镇连片发展的城市群现象。其中以杭宁、苏锡、广深以及连接两个三角区的福厦较具代表性。由于这些城市群及其区间地带大都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导，人口的大量集聚和收入的显著提高，使得文化有效消费需求陡升，在演艺市场上呈现“吸入效应”。它们在吸引大量一流演艺团体光顾的同时，也为当地演艺团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促进了这些地区演艺文化的崛起。然而，经济建设中心的南移和东进，尽管吸引了相当数量演艺人才的流向，但与“演艺重镇”在我国演艺事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仍有相当的距离。究其原因，固然有演艺传统和基础的问题，但我们也看到，演艺资源行政化、辖区化的配置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地区演艺文化的规模发展。我们知道，广州与深圳、苏州与无锡等城市地理位置相邻，交通方便迅捷，民俗风情也多接近，其演艺资源理应更多地遵循城市群统一市场的内在要求。但事实上，当前我国演艺团体主要还是依据行政区划条块设置的，政府扶持的院团重复设置的现象相当普遍。比如广州和深圳就各有１个国家扶持的交响乐团，苏州、无锡、常州、镇江４个城市短短３小时车程，国家扶持的歌舞团体却起码有４个。而广州、福州、杭州以及武汉、西安、兰州等许多省会城市省属院团和市属院团在艺术品种上重复建设的状况更为严重，客观上造成了演艺资源的分散和演艺市场的割裂。重视并促进这些地区演艺文化的建设，当务之急是要打破城市行政区划限制，最大程度地落实城镇、市场的依托作用，通过合并、共建等多种方式，大力促进这些城市群之间国有演艺资源的优化整合。

　　最后，审度演艺团体的城镇依托，一方面要求演艺团体突破属地化经营的观念，从“小文化”圈地走向“大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将城镇与都市演艺生产、市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城镇的行政辖区化和居民社区化，演艺团体与其所服从的辖区和所服务的社区间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既有体制下，演艺团体与行政辖区的这种“稳定联系”往往被片面强调到“过度依赖”的程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演艺团体将被更多地要求“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市长”。这使得演艺团体必须突破属地化经营的观念，从“小文化”圈地走向“大文化”市场，通过面向演艺市场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这一转变，不仅需要重塑演艺主体，更需要调整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政策导向。由于政府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推动者，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政策调适在这一过程中尤为关键。一方面，政府应当根据文化需求和市场规律，努力突破院团属地化管理和属地化经营的制约，为演艺团体的良性发展提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当将城镇与都市演艺生产、市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上议事日程。这样，才能为全国演艺团体的城镇依托和都市布局提供积极有力的引导。首先我们要在城镇依托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城镇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积极研究、制定全国演艺事业的城镇发展规划。其次要根据当前演艺发展的实际状况，构建由“演艺重镇”强力引导、东南沿海城市群积极带动、西部大中城市有效支撑的多层次都市演艺格局。第三，要加强城镇与乡村演艺生产的有机联系，促进城镇演艺对乡村的反哺，也提倡乡村演艺给城镇以滋养，形成乡村与城镇间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良性关系。我们认为，在城镇依托和都市布局的生存背景及发展空间中来思考演艺文化的建设，演艺团体改革的深化和演艺市场取向的确立将获得更为宏观的视野、更为前瞻的眼光和更为缜密的思虑。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