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价值追求上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价值内涵和发展特征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定式,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商共建,追求合作共赢,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中心—外围”的“依附性结构”实现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从而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 共同富裕 增长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目标。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严重的缺陷,制约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需要探索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吸收先进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共同富裕,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了全世界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推进剂和增长极。
消除了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推动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使这一进程为资本逻辑所主导。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皆在资本增殖,劳动者生存发展属于资本增殖衍生存在。资本的增殖是建立在对社会的剥夺之上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出现了所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等赤裸裸的剥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越来越通过技术专利、定价权、金融地产、股票市场投机、支配国债、支配国家公共财政、支配货币发行权等来直接剥夺社会,其剥夺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越来越系统、越来越隐蔽。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使生产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物质财富创造者的劳动者却无限接近于生存线的贫困状态。这主要是因为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并有意识地借助两极分化来维护自身增殖的权益,从而产生了异化劳动和悖论性贫困现象:劳动者通过雇佣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庞大,劳动者就越接近被饿死的边缘。这种状况在早期曾经导致激烈的社会对抗,使社会进入“革命和战争”时代。二战后,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被迫进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但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小修小补,并引发了经济滞胀的后遗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说明,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始终难以解决的内生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脱贫攻坚,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承诺”,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维度。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共同富裕实现了享受现代化成果人口的增长,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轫于西欧,随着殖民扩张而向全世界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始终存在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者普雷维什认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使世界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发达国家组成的大的工业中心,另一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中心和外围是严重不平等的,而这种结构性体系决定了外围国家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者沃勒斯坦在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向全世界的扩张之后,把世界体系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认为核心区早期对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国家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后期则凭借帝国主义方式使非西方国家形成对其政治经济的依附关系。西方现代化不仅破坏了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经济前提,还使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和政治经济秩序的依附性角色,难以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因此,西方现代化在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之后一直维持着少数国家占中心地位的格局,世界其他国家则成为这些国家崛起并维持其繁荣的贡献者,除了少数精英群体之外,广大的普通民众完全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国内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也在国际上维持着少数中心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形成了边缘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的格局,形成了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的放大。
普雷维什和沃勒斯坦都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这种依附性关系。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但始终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内追求共同富裕,同时在国际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共商、共建、共赢,让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机遇,在国际上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国家对内压榨、对外殖民扩张的殖民主义老路,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和西方国家维持其霸权体系、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寻求构建一种掠夺性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以平等开放的方式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自利排他性,走的是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理念在国际层面的体现,将带动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
打破“增长的极限”,实现可持续发展
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难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资本以无限增殖为其基本动机,这一动机推动着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消费文化。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还不断刺激生产技术上的革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人类向自然索取的手段不断翻新。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环境承担的压力也就越大。环境退化、资源枯竭、贫困失业和经济混乱成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衍生品。西方国家在升级本国的产业结构的同时,把大量高污染、高耗能的中低端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甚至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各类“垃圾”,把西方现代化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扩展到了全世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对人类发展理念有深刻影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描绘了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增长的极限”这一概念,使人们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怀疑。“增长的极限”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说不要增长,而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意味着对资源的无限索取,不突破现代化过程中对资本逻辑的依赖,增长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为避免陷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很早就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更加注重生态文明的建设,政府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通方式、废物处理、自然环境、贸易方式等多个领域采取举措,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大多实行“先发展后治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则实行“边发展边治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8.6%,而到了2022年已经达到了24.02%。2013年至2020年的这7年中,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幅度相当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启动实施以来30多年改善的幅度。中国还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正迅速成为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减排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中国不仅在国内大搞生态环境建设,还与世界主要国家在气候治理、环境治理等方面携手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积极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为扭转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作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获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1953年至2018年的66年间,GDP年均增速为8.4%,经济规模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21万亿元。近10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38.6%,超过了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坚持科学发展,注重环境的保护;既要物质文明又要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增长的极限”的魔咒。
打破“西方化”的迷思,丰富了通向现代化的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路线。但是,西方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灾难。二战后,西方国家竭力宣传现代化就是“西化”,鼓吹“东方停滞落后”,西方“先进发达”,“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模式,彻底抛弃自己的传统,实行多党制、市场经济和世俗化”,等等。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被西方学者所鼓吹,就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而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让“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更加盛行。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使主要国家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发展差距拉大,发展中国家除个别国家外并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和“失败的国家”。不论西方对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改造,还是对非洲、中东等国家的所谓“民主改造”,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他们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或者各种持续的混乱。
对于非西方国家是否必然要走西方的道路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进行了深入思考。马克思并不认为现代社会仅局限于资本现代性社会,更反对把这一“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即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在晚年更是提出了其他国家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经典现代性的“卡夫丁峡谷”直接抵达社会主义彼岸的问题,列宁破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经济唯物主义”思想教条发动了十月革命,破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统天下的原初格局,开辟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由于苏联的解体而终结,对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陷入了危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如何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中国倡导的多元主义、平等交往、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路径和现代化模式的丰富和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向全世界证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价值追求上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各种局限,使更多的人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让更多的国家摆脱依附性困境实现现代化成为可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对现代化路径和现代化模式的丰富和创造性发展,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新的“增长极”,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价值追求上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遵循的是以资本增殖为基本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的是以人为基本价值追求。遵循以资本增殖为基本价值追求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人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贫富两极分化成为制度性难题,也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必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性扩张,形成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多数发展中国家压迫和掠夺的现代世界体系,除了少数精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带来的好处。资本主义现代化对资本增殖的无限制追求,还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持续紧张。遵循以人为基本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是现代化的目的和根本,把资本和市场都作为手段,在国内追求实现共同富裕,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共商共建,追求合作共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扬弃和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中心—外围”的“依附性结构”实现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从而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
通过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贡献,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推动的,它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都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自近代以来被迫开放国门,先进的中国人在接触外部世界的情况下认识到必须追赶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闭关锁国”和封建落后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开始了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也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互动中得到养分和动力,共同推进了世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来自对外开放,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发展好中国的经济,才能让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参与国际分工,积极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从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同时又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坚持独立自主,创新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走依附式现代化道路,将永远摆脱不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的过程,既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引领,又受到西方的压迫和剥削。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在与西方现代化互动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对外开放,坚持独立自主,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扬弃,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独立自主,既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时期的宝贵经验,也是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
最后,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角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基本价值追求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文明形态上的区别。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决定了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形态,表现为社会两极分化、对外扩张、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思想”。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追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形成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念,倡导人类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涵和发展特征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定式,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王峰明:《悖论性贫困:无产阶级贫困的实质与根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
②《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