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社会变革下，公众心态加速演化，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作为一种社会及社会成员共有的宏观心理状态和社会意识，公众心态是反映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更是有效进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大变局下，合理调适公众心态，培育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众心态，将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关键词】重大变革 公众心态 意识形态 国家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公众意识反映，在重大社会变革背景下发生演化，并呈现出整体性、大众性等特征。理性看待社会变革下公众心态的不同方面，并予以合理调适，是以健康社会心态涵养现代化精神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两个大局”与时代重大变革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谋发展。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国内大局下锐意改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前进，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伟大变革铭刻在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国情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尤其是将创新放在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中国式现代化谋划发展，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世界变局中孕育变革。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上，国际秩序面临重塑，“美国式和平”体系摇摇欲坠。美国滥施“长臂管辖”，将其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工具，忽视和平、交流和人类共同福祉的意义和价值，造成世界秩序混乱。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公共治理和民主制度加速衰落，内部分裂风险投射到国际关系领域，世界安全危机和军事冲突频频发生。同时，世界经济低迷通胀。受到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美国等国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贸易摩擦，滥用美元霸权，加剧了世界经济风险。地缘政治思想下，美国为维护霸权加紧大国博弈，给世界带来了大的不安定因素。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差异，近年来美国对我国频频采取制裁措施，屡屡宣称“脱钩断链”。世界大变局下，我国发展面临更多风险挑战，“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仍然会不期而至。
任何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不仅反映在经济关系重塑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也必然会影响到具有充分主体性的个人，影响其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等。社会心态源于特定时期内大多数人具备的宏观、变动与突生性社会心理①，持续影响着公众社会行为，并对时代变革发挥着能动作用。“两个大局”下的重大变革引发公众社会心态的深刻变化，并反作用于当下社会变迁的速度和深度。因此，研究重大变革下的公众心态，有利于透过这一切口，洞察急速变革社会下公众的整体精神状态和思想感受，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同时，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使公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持续稳定发展。
社会变革下公众心态存在的问题
疫情造成的消极情绪叠加尚未完全消弭。现代社会的本质即风险社会，疫情具备突发性和风险性两大特征。疫情下民众医疗知识匮乏、防疫物资短缺、权威信息不足、社会谣言泛滥等，公众社会心态逐渐复杂化。人们容易被单一的疫情信息裹挟，产生并累积消极负面情绪。而这些社会情绪通过情绪感染机制发挥作用，个体或群体在有意或无意中表现出的情绪状态和态度行为，都会影响社会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情感态度②。
英国著名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隐喻现代社会发展，现代社会不再是固体一样的牢固结构和稳定组织，而是如液体一般液态的、轻盈的和流动的。现代性的流动颠覆稳固结构，社会环境在不停变化，社会公众也生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疫情的持续和反复，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个体构建的生活秩序可能面临被干扰的风险，流动的、偶然的、不确定的和不安全的因素蔓延涌动，“理性的自负”变得不堪一击。疫情的长期化加剧了现代社会中个人负面情绪的积压，要求个体在不确定中重建安全感。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人类需要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也直面自己永远无法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现代生活压力导致的社会焦虑情绪加剧。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指的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历史观。工业革命之后，时间从循环往复的状态演变为线性铺展和有方向的矢量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种线性进步的历史观，意味着对传统经验的否定和追求崭新变革的态度。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因素相互作用并强化，推进了现代化的过程演变。
现代社会中，自然秩序为理性新秩序所取代，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不断放大，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现代性困境。在“远方的世界”里，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恶劣自然灾害等成为伴随人类改造自然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后果。在个体精神层面，个人主义的转向又给人带来孤独感和漂泊感。伴随互联网时代电子文化影响的持续深入，当代社会人际关系对技术严重依赖，加深了虚拟世界里的群体性孤独。另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通过便利的交通工具流动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这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悬停在城乡之间的“蜂鸟”，挤压在快节奏、超负荷的现代生活中。《“长三角”青年民生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新市民、大学毕业生与青年人在租房居住，一线城市则更加普遍，这种社会和个体的经济压力，已经使青年群体消费行为趋于守成③。
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现代性焦虑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和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④。“内卷”“躺平”或者较早流行的“佛系青年”，揭示出社会变化下的公众心态的不同类型：努力自我投资提高竞争力、主动降欲寻求躲避竞争出口或者合理宣泄在顺从中迂回反抗等。这些网络热词以符号化的话语编码流行和传播，用戏谑化的方式映射了社会情绪和公众心理，直观呈现了在现代社会压力下，外在现实之困和内在个体困境的矛盾冲突。
网络信息“放大镜”的信任危机时有闪现。新闻作为客观世界的现实建构，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不确定事件是新闻报道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也是新闻报道传播与沟通的重要内容⑤。一方面，不确定事件有时具有突发性、重要性和危害性特征，容易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具有无法忽视的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对信息真伪的不加甄别更增加了传播影响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赋权，人们拥有了更为自由的表达途径和表达空间，网络传播中信息流通速度空前加快，传播的匿名化与高自由度，进一步扩大了公众意见表达的可能。一条热点新闻评论区内，时有以激进观点引导整个话题的态度倾向，群体暗示的传播机制不断诱导激进盲从的社会心态，容易导致非常态集合行为，助推社会谣言扩散和负面情绪发酵。
由于有的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互动以及信息透明化机制还有待完善，民众对政府存在认知偏差。在涉及不确定事件或热点问题时，政府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即使持续发布真实信息，仍然受到群众质疑。
科学调适公众心态的国家策略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新闻媒体是社会的“瞭望者”。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传媒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做大做强主流媒体，要求媒体发挥好舆论“压舱石”和价值“风向标”作用，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公众心态是人们感知社会的一种心理状态，受社会舆论的深度影响。在当今自媒体快速发展、舆论众声喧哗的媒介生态下，需要主流媒体全面、真实、客观、立体地反映事实真相，在公众心态和社会舆论的引导中发挥桥梁纽带和“风向标”的作用。
一方面，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做好方向引领，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要摈弃过去那种简单地说教宣传，通过“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下主流媒体纷纷进驻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新闻扩大内容传播影响力。除政治军事等严肃新闻题材外，主流媒体可以通过选择感染力强的社会“暖新闻”进行报道，弘扬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文明观念，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公众积极社会心态的引导。另一方面，加强议程设置，在日常新闻报道、栏目评论中树立明确的价值取向，对热点事件进行评论，让公众拨开迷雾，看清事件发生真相。同时，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和全局意识，对事件的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作出理性的判断。通过利用先进技术传播更多的优质内容，不断加强舆论的正面引导，在传递社会正能量中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涵养群众积极心态。
不断落实惠民政策，增强社会服务效能。疫情使很多行业受到影响，国家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因此，落实好减税降费优惠政策，持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是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政府需加快解决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反馈、高效办理和主动治理，这些举措都将有助于缓解民众的生产生活难题，稳定社会公众情绪，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后疫情时代，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以提高群众的满意度。首先，通过完善智慧化平台建设，创新利用民生大数据优化管理和服务，针对群众诉求量大、涉及面广、反映突出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其次，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健康生活理念传播和科普宣传，缩小公众信息差，助力全社会形成科学理性的认知模式。再次，注重协同治理，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重视发挥基层社区作用，倡导形成党员带头、邻里互助风气。最后，把社会心理服务纳入社会治理板块，出台社会心理服务办法纲要，组织开展全民心理健康讲座等。通过问卷调查、上门沟通等方式主动了解和满足不同群体现实需要，提供针对性心理健康指导，合理疏导社会情绪，解决社会性心理问题，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当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调整为“乙类乙管”，这就需要相应加快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发动社区基层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活动，完善社区、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进互联网医疗等智慧化手段应用，将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彰显社会人文关怀，推动信息公开透明。长期以来，政府治理受传统粗放型管理思维影响，形成重大轻小、重结果轻过程、重形式轻细节的局面，忽视了制度、程序、标准和规则的制定⑥。新时代下要加快构建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行高效的政府职能体系，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需要站稳群众立场考虑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持续推进青年就业、住房安置、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民生工作落实，做好重点人群关心关爱工作，加大政策优惠帮扶力度，缓解社会压力。例如，上海等地打造“小哥驿站”供外卖小哥休息；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陆续将全区51处核酸采样亭改造成服务群众的“暖心小屋”，免费向户外劳动者提供临时休息、冷热饮用水、加热饭菜、无线上网、应急用药、充电等便捷温馨服务。城市建设兼顾智能化与人性化，创建温暖社会环境，才能画出凝聚民心的最大同心圆，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当前，各级政府及单位主体应逐步建立起相对成熟的新闻发布制度，以新闻发布制度规范信息公开机制。一方面，及时准确报道社会突发事件、危机事件，树立信息权威，及时阻断各类传闻谣言的蔓延机会。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要尽快改变“捂事实”、“压新闻”的做法，在第一时间公开相关信息或处理结果，以减少由于谣言或不实信息的传播造成的民众焦虑。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倡导理性网络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网络新媒体加大了治理力度，网络空间变得日益清朗。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平台，对广大网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重要影响。互联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我们要提高用网治网能力，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我国发展的最大增量。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需要国家政策保障支持、社会媒体宣传引导，也需要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培育社会文明风尚。首先，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引导公众养成网络表达的自律习惯，倡导在法律边界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形成理性表达自觉。其次，注重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在海量信息中，公众只有形成主动思考、独立判断意识，不断提升个体信息辨别和接受能力，才能实现理性表达的公共要求。对此，要加强政府指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推动社会网络素养教育，相关网络平台应承担主体责任，加强平台规则制定，主动帮助用户了解网络行为规范。最后，增强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创造和提供社会实践、公益服务，推动公众主动了解社会公共话题，在社会参与的摸索与实践中，形成正确的群体规范，达成广泛社会共识。
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提升社会共享水平。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涵养良好公众心态的重要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21）》显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社会公众正面体验和情绪价值不断上升，但同时存在美好生活满足程度不匹配、社会支持感下降、低社会阶层获得感和幸福感不足等不良社会心态。只有国家事业欣欣向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才能得到充分满足与实现。因此，发展过程要始终注重协调性、平衡性和普惠性，保障广泛社会群体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推动社会公众以更加踏实进取、自信开放的社会心态，紧密团结在一起，凝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任博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3，242页。
② 杨宜音：《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2-7，145页。
③杨雄：《当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新变化及演变逻辑》，《人民论坛》，2021年第25期，第20-23页。
④付茜茜：《从“内卷”到“躺平”：现代性焦虑与青年亚文化审思》，《青年探索》，2022年第2期，第80-90页。
⑤陈刚、解晴晴：《不确定性传播的新闻表征、“传播之痛”与知识再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2期，第36-57，126-127页。
⑥王雁红：《基层治理精细化的现实路径》，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