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4）左右举行贵由赤长跑比赛，每年一次，地点在元朝的大都或上都，其长跑路线是河西务驿站到大都的宫殿或泥河儿驿站到上都的宫殿。贵由赤军在至元十三年组建，由康里人明安统领。随着贵由赤军参加元朝皇帝的围猎，其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与怯薛组织昔宝赤地位相当的侍卫亲军组织。贵由赤的长跑比赛为了锻炼贵由赤脚力而设立，后来成为元朝全民娱乐活动，对于元朝蒙古统治者弘扬草原文化和提高中国人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都有重要贡献。贵由赤腰挂铃铛，身穿红衣，头戴红帕，奔跑在大都和上都的驿道和城市，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绝美的风景。
【关键词】元朝 贵由赤 放走 运动比赛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长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776年希腊举行最早的奥运会，就有田径项目。而比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早六百年的中国元朝，也有定期举行的长跑比赛，称为“放走”，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称为“贵由赤”，比赛每年举行一次，地点在元朝的两个都城——大都和上都。作为这一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项目，元朝的贵由赤放走在长跑距离和时间方面都几乎相当于两个马拉松，反映了中国古代长跑运动较高的发展水平。关于这一体育项目，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元朝这一体育比赛项目的举办情况、参赛者身份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探讨其所反映的文化意义。
平地风声：元代贵由赤放走
元代的贵由赤放走，实际上就是定期举行的长跑比赛，元代史料有明确记载，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记载道：“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故监临之官齐其名数而约之以绳，使无后先参差之争，然后去绳放行。在大都，则自河西务起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壹饼，余则段匹有差。”
元代的这种长跑比赛称为“放走”，每年举行一次，具体举行的两条路线一是从河西务到大都的宫殿，处在元朝运河进入大都的交通要道；二是泥河儿到上都的宫殿，泥河儿在大都到上都的驿道上也称明安驿，往上都方向有李陵台和桓州。长跑比赛由元朝官方组织，官方比赛前要对运动员点录，然后拉绳子让每位选手在同一水平线，比赛开始，去绳放行。比赛时间是三个时辰，共六小时，长度为一百八十华里。运动员跑进元朝大都和上都的宫殿，在皇帝面前“俯伏呼万岁”，第一名和其他参加者都会得到不同的赏赐，比赛结束。
元人杨瑀在《山居新语》中也有关于这一长跑比赛的记载：“皇朝贵由赤，即急足快行也。每岁试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监临者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去绳走之。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称万岁，礼拜而止。头名者赏银一定，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
该材料与前一材料记载基本一致，其中的“封记其发”，应是固定出发的位置。关于运动员的赏赐，这里记载更详细，即：第一名奖励银一定（50两），第二名赏段匹四表里，第三名二表里，其余参加者都是一表里。
除了上述比赛的基本情况，我们还可找到其他史料补充该长跑比赛的细节。元人杨允孚在其诗集《滦京杂咏》中写道：“九奏钧天乐渐收，五云楼阁翠如流。宫中又放滦河走，相国家奴第一筹。”他在诗后补充记载：“滦河至上京二百里，走者名贵赤，黎明放自滦河，至御前巳初中刻者上赏。”这本诗集是以诗记载他在上都城中的生活和来回途中的见闻。该诗后的补记说明，元朝上都贵由赤放走，从滦河开始，距离二百里，巳时（中午9-11点）以前完成比赛。往前推三个时辰是卯时（早晨5-7点），这个时间就是比赛出发的时间。考虑到卯时就是中国古代官府上班的时间，即所谓“点卯”，比赛选在这个时间开始有一定道理。而元朝没有滦河为名的驿站（应是前文谈到的泥河儿），与上都距离“二百里”也是泛泛的说法，实际上也不准确。考虑到他是在上都看的比赛，对于整个行程的情况并不完全熟悉，但上都是比赛终点，因此他记载的比赛时间应该准确。
元人许有壬有诗写道：“健步儿郎似籋云，铃衣红帕照青春。一时脚力君休惜，先到金阶定赐银。”诗中提到“铃衣红帕”，估计是跑步者跑步时系上有铃的衣服和带红头帕，用铃的响声烘托气氛，带红头帕颜色鲜艳，便于认出。
元代贵由赤的身份
现代体育比赛参加者称为运动员，元代长跑者则称为贵由赤、贵赤，蒙古语guyukci，意思“跑步者”，与前面陶宗仪所说的“快行”者和杨瑀所说的“急足快行”者意思相近，通指善于长跑的人。但两则材料都没有说明贵由赤是一些什么身份的人，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参加该长跑比赛。那么，元代的贵由赤是什么身份呢？
对贵由赤的描述最早出现在《元史·明安传》，“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诏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令明安领之。明安岁扈驾出入，克勤于事。二十年，授定远大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年赐佩虎符，领贵赤军北征……大德二年，复将兵北征，与海都战。七年，殁于军。子曰帖哥台、曰孛兰奚。帖哥台，初为昭勇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及改充万户，则以其叔父脱迭出代之。帖哥台后以万户改中卫亲军都指挥使，进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子曰普颜忽里、曰善住。普颜忽里，怀远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可见贵由赤最初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灭南宋以后，由战乱流离户、僧道漏籍户和其他不负担赋税徭役的散户一万余人组成，由康里人明安统领。贵由赤军曾参加镇压蒙古叛王的军事行动，明安战死后，这支军队仍归明安子孙统领。至元十三年（1276）贵由赤军建立以后，十九年（1282）元朝设立贵赤延安总管府屯田机构，“于延安路探马赤草地屯田，为户二千二十七，为田四百八十六顷”。成宗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诏凡户隶贵赤者，诸人毋争”，说明贵由赤军规模在扩张。仁宗延祐二年（1315）五月，“贵赤张小厮等招户六千，勒还民籍”。说明贵由赤军扩张停止。此外，从军队序列来说，从至元二十二年（1284）开始，贵由赤军列入元朝侍卫亲军的行列，“又明年（1285），立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命（明安）为本卫达鲁花赤”。
在贵由赤军发展过程中，贵由赤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其待遇提高，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赐贵由赤军户钞，“分拨和州历阳县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至元二十二年（1285）贵由赤被赐以民户，“（赐）合剌赤、阿速、阿塔赤、昔宝赤、贵由赤等尝从征者，亦皆赐之以民八十户”。其次，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后，贵由赤开始与元朝一些怯薛执事并列。例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秋七月甲申，朔，复葺兴、灵二州仓，始命昔宝赤、合剌赤、贵由赤、左右卫士，转米输之，委省官督运，以备赈给”。
元朝将特定地区民户赐给贵族、勋臣作为食邑，食邑民户纳钞供给受封者，称户钞，贵由赤军人得到户钞和民户，说明其地位得到了提高，而史料中贵由赤与皇帝怯薛执事并列，说明贵由赤军虽然是侍卫亲军序列的军队，但取得了元朝特权群体——怯薛的待遇。那么，是什么让这些漏籍民户组成的军队得到元朝最高的怯薛待遇？
答案是其参加了皇帝的围猎，即贵由赤在至元二十年（1283）以后与怯薛组织昔宝赤一起，成为元朝皇帝围猎的重要成员。贵由赤参加围猎，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马可波罗记载：“大汗有两男爵，是亲兄弟，一名伯颜（Bayan），一名明安（Mingam），人称此二人曰古尼赤（Cunici），此言管理番犬之人也。弟兄两人各统万人，每万人衣皆同色，此万人衣一色，彼万人衣又一色，此万人衣朱色，彼万人衣蓝色，每从君主出猎时，即衣此衣，俾为人识……大汗出猎时，其一男爵古尼赤将所部万人，携犬五千头，从右行，别一男爵古尼赤率所部从左行，相约并途行，中间留有围道，广两日程，围中禽兽无不被捕者。”
马可波罗于元世祖朝留在中国十七年，他除了两次出使以外，大部分时间留在元朝宫廷，对于忽必烈的个性、宗教观点和对叛王乃颜的征讨记载都颇为详实。前文关于忽必烈围猎的情况，马可波罗应该有亲身经历，其记载当然是可信的。材料中的明安，就是前文所引《元史·明安传》记载的明安，是贵由赤军的统领者；材料中的“古尼赤”，按照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看法，应是贵由赤的音译。材料中反映的就是明安带领贵由赤军跟随忽必烈围猎的情况。另外，《元典章》也有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元朝禁止打猎的档案文件《通制条格·围猎》中显示，地方监察官员讨论在灾荒的情况下，允许百姓在皇帝围猎的滦河流域打猎的问题，忽必烈和明安商量，确定打猎的范围。这说明忽必烈时期贵由赤的统领者明安在皇帝围猎问题上的重要性。需说明的是，元朝皇帝有专门负责驯养猎鹰、猎犬的怯薛执事，称昔宝赤。在围猎的过程中，昔宝赤承担指挥猎鹰、猎犬的任务，而贵由赤由于“急足快行”的特点，充当驱赶野兽的步兵，二者在皇帝围猎中缺一不可。
此外，前引杨允孚诗中的“相国家奴”问题。元朝围猎在皇帝、诸王、驸马和高官权臣之间非常盛行，除了元朝皇室使用的贵由赤以外，高官权贵也会有一些类似贵由赤的人员，称家奴，在围猎中使用。这首诗的记载说明，除了元朝皇帝的贵由赤参加长跑比赛以外，高官权贵手下的类似贵赤的家奴也可参加长跑比赛。
综上所述，贵由赤既然因参加皇帝的围猎得到怯薛的待遇，那么，为了锻炼其“快行”的特点，每年一次的贵由赤长跑比赛，就成为锻炼贵由赤脚力的必要措施。从元朝的材料来看，贵由赤放走应该从至元二十年（1283）前后开始举行，持续了整个元朝。
元代贵由赤放走的文化意义
元朝统治者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游牧和狩猎是其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在部落时期，蒙古族就通过围猎获取生活资料以及磨合战术和训练军队。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围猎习俗完整保留下来，尽管在大都和上都附近围猎有扰民和浪费资源的弊端，但这种传统活动有利于蒙古民族保留游牧文化和游牧传统。贵由赤的放走可以说是蒙古皇帝围猎活动的派生活动，该活动的举行，同样有利于元朝蒙古统治者保持和弘扬游牧文化。
元代贵由赤放走在一百八十华里的广阔范围内举行，参加者除了贵由赤，元朝宫廷官员、贵由赤军官，甚至元朝皇帝本人也亲自参加，为比赛优胜者发奖。元朝的地方官员、老百姓都可以在沿途和大都、上都围观，因此，本来是为了锻炼贵由赤脚力的长跑比赛，在定期举行以后，成为元朝全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当时从百姓到皇帝的文化生活。此外，这种距离和时间都几乎相当于两个马拉松的长跑比赛，对于提高中国人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具有积极意义。
元朝每年举行一次贵由赤长跑比赛，可以想象，在大都和上都驿道上，奔跑着贵由赤健步男儿，他们腰间的铃声和飘扬的红衣和红头帕，与驿道周边以及大都和上都的城市，构成一道绝美的风景，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自豪！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法]色伽兰、郭鲁柏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