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年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既是社会革命的战略武器，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和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统一战线工作新的使命，作出了创新性贡献，让统一战线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 百年历程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年来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这101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明确概括为十个方面，而“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其中之一。《决议》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年来，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一战线的思想来源与丰富内涵
和党的任何理论创新都有它的理论源头一样，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伟大理论创造也是如此。恩格斯说过，“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恩格斯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面对强大反动势力，开展反对宗教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要充分估计反动势力的力量，充分认识到革命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革命力量要结成统一战线，不仅要实现革命力量的内部团结统一，而且要团结所有同情革命的中间力量构建统一战线，形成历史合力，这就是党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来源之一。
统一战线的内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它是指不同政治力量为了某种共同目标而采取的一致行动，包括政治同盟等多种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在狭义上，它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巩固自身的内部团结并夯实自身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所实行的战略策略。统一战线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年以来，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思想。统一战线不仅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为党的事业不断成功发挥独特作用，而且还体现了我国政党与政治制度的鲜明特色。
统一战线贯穿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其重要性已为建党101年来各个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证明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101年历史征程中，统一战线是制胜法宝之一。这得益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特点的揭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面对空前强大的反动势力，在客观上要求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必须实行统一战线，团结和借重一切可以团结和借重的力量，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革命目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统一战线贯穿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其重要性已为建党101年来各个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证明。在革命时期，党之所以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取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那时的中国，虽然派别众多、矛盾交织，但社会主体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是社会少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无产阶级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根本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就必须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从而获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进入21世纪，党根据新的时代特征，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再次重申和明确了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革命与改革事业、长期执政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不仅要从贯穿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全过程来认识，而且要贯穿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之所以仍然要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因为从中国政党、国家和社会相结合的视角看，统一战线既是社会革命的战略武器，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和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因此，正如同统一战线策略在我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取得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一样，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统一战线必将继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逐渐走向联合，形成压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反动联盟，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拯救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就必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任务，只有把一切爱国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和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能最终实现革命的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分为四个不同阶段：
统一战线的产生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1921年—1927年）。党的二大首提“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打倒列强和推翻北洋军阀为共同目标，推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政治同盟，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正式提出。为利用一切机会打倒列强除军阀，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国民党。党的三大又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方式对共产党的独立性有所侵蚀和消解。因此，为保持自身独立性，共产党在国民党团体中组织党团，作为共产党的统战机构，贯彻党的主张。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指导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团结苏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新政策，标志国内革命统一战线形成。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阶段（1927年—1937年）。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背叛革命。国民革命政治联盟遭到破坏，原来参加国民大革命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不再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转到了反革命的政治联盟里去。随着北洋军阀被推翻，极具动摇性和软弱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下降，成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庸。随着大资产阶级叛变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革命联盟只剩下工人、农民等群体，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政治经济资源稀缺。由此，大资产阶级不仅脱离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而且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原来的统一战线破裂了，国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只能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形成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中由此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1937年—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带给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同胞“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所有团体、政治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1937年9月，国共两党结束十年内战，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为了维护和巩固业已形成的全民族的抗日政治同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党员等所有抗日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同盟。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阶段（1945年—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民主建国成为时代潮流，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准备发动反对人民的内战。为此，党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共同开展了广泛的斗争。这一时期，党领导各民主党派为反内战、反独裁而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三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1949年—1956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民主主义社会面临着多种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土地改革、镇压国内敌人、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为此，党必须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过渡时期党的统一战线要团结的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各民族群众、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甚至所有爱国人士。到 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长期共存”表明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要坚持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更不会抛弃和取消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仅要继续合作，而且还是一种平等的合作，要继续相互监督，执政后的共产党可以通过民主党派了解不同意见，共产党需要并尊重民主党派对自身的监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1957年—1966年）。随着党领导人民开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统一战线也在这一艰辛探索中曲折发展。这个时期，随着党的八大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的主题就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民内部矛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可是，由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上述主题没能得到很好坚持。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得出国内主要矛盾仍是阶级矛盾的错误结论，导致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统一战线也遭受严重挫折，留下深刻的教训。
“文革”时期的统一战线（1966年—1976年）。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政协、统战部等主管统一战线的部门或组织机构，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各民主党派，处于事实上被禁止的状态。“文革”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时期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经验教训。
恢复正常化、走向规范化、提升制度化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鲜明特征，为改革开放事业凝聚力量，成为爱国统一战线新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同志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系统阐释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使命、工作对象和具体方针政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爱国统一战线”，其对象与范围更加宽广，尤其强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上，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纳入统一战线的对象；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比之前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强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党与民主党派坦诚之至，都放下思想顾虑，互帮互助，共同奋斗，荣辱与共，充实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方针的内涵。1984年，邓小平同志还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为统一战线的发展增加了新动能。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当时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整体谋划。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作出了杰出贡献。具体来说包括：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文提出，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作用等新论述，为新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1993年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党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这项制度进行规范和保障；1995年１月30日，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要着力构建包括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
进入21世纪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赋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以不少新的重要特征，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内涵。其中主要包括：2005、2006年中央连续发文，围绕加强党的领导，系统阐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从保证宪法实施的角度强调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要保障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深刻阐述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问题。总之，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强调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尽量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与对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重大创新成果
创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地位。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在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依据新时代国内外发展变化、紧扣新时代党的具体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作出了新的阐述，“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创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为此，他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因此，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主体对象应拓展至“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新时代统战工作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由此赋予新时代统一战线新的内涵，极大拓展了统战工作的视野和领域，增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包容性，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发展。
创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使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目标，是随着我国战略布局和奋斗目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针对新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为此，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民族复兴事业；二是服务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两项新使命中，第一项主要任务，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统一的。全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本质上也是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爱国者；同时，全体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爱国者也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第二项主要任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统一的。一方面，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才能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优势；另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必须对国家各方面各领域体制机制进行系统规划、科学设置、整体建设，形成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使命，尤其应该更多地集中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服务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