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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年以来，美国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从供应链运作本身视角来看，美国供应链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供需匹配失衡导致的牛鞭效应、产业配套薄弱导致物流运作效率低下、进出口供应链失衡导致港口成为问题爆发点、港口服务供应链缺乏政府集成监管。美国供应链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对此，要防止供应链系统性风险，发展近岸供应链成为大势所趋；加强高端产业链布局，实现战略物资的自主可控；加强中长期预测与内销监管，实现生产物资的供应链产能可控；提前进行产能预警，确保全球海运服务链运能平稳过渡；加快海外仓智能升级，构建智慧供应链服务体系。
【关键词】美国供应链危机 供应链 物流 进出口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供应链危机演化的四个阶段
美国供应链危机演化主要分为萌芽阶段、爆发阶段、缓解阶段和消除阶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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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阶段（2020年）。美国的供应链危机早在2020年就开始萌芽。最初的起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以贸易战方式在一些技术领域进行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进口限制。同时，为了制约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美国早在2012年起就提出制造业回流计划，试图将位于中国的美国生产制造企业引流回国，以此打压中国供应链发展。通过供应链近岸运作，将供应链转移至本土和北美墨西哥等国家。然而，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带来了供应链紊乱，美国和墨西哥等国也迟迟无法从疫情中恢复，这为美国供应链危机埋下伏笔。
爆发阶段（2021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美国经济也受到了冲击，成为疫情重灾区。一方面，为减少影响，美国拜登政府提出了《美国救援计划》，向符合个人或家庭年收入标准的美国人每人直接发放1400美元，这一计划旨在提高美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物资，而疫情持续影响也促使美国民众居家消费时间更为充裕，购买商品的时间更多。另一方面，美国劳工辞职率明显增加。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8月的总离职人数约600万人，其中辞职人数430万，辞职率达2.9%，创2000年以来新高。受劳工辞职影响，供应链上的生产环节岗位出现了用工荒，港口物流枢纽劳工短缺导致作业效率下降。因此，在供需失衡的冲击下，供应链危机爆发。
缓解阶段（2022年）。当前，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供应链危机对美国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严重冲击，并开始了政府调控，预计2022年进入缓解阶段。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缓解，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将推动更多的质优价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缓解美国缺货之急。另一方面，从供应链全流程运作来看，相关供应链关键环节的纾解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以此解决港口供应链拥堵问题，使得聚集在美国港口的集装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序流转。例如， 2021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加州洛杉矶港、长滩港将开始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作业，以全天候模式运营，解决港口拥堵问题。除此以外，空运企业FedEx、UPS，零售企业Walmart、Home Depot等也开始配合政府延长工时，以此提高全美物流运输速度。
消除阶段（2023年以后）。美国的供应链危机预计于2023年以后逐步消除，其消除速度还与疫情控制和美国物流作业效率提升有关。一方面，随着新冠疫苗和特效药的持续研发和普及，疫情对全球影响日益减少，通过有效的免疫屏障，以及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的持续发力，将从一定程度上刺激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美国企业复工复产也将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在供应链各环节共同努力下，原有的牛鞭效应将逐步缩小，市场需求波动性降低，各环节供应保障能力也得到提升，美国物流将更加有效地畅通运转。但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效果，仍然受未来疫情发展和美国物流作业效率的影响，特别是近期暴发的新冠新型变异毒株Omicron（奥密克戎），将加剧全球抗疫的不确定性。
美国供应链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供应链运作本身视角来看，美国供应链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供需匹配失衡导致的牛鞭效应。美国供应链危机的首要原因是出现了供需匹配的严重失衡，进而产生了严重的牛鞭效应。就需求端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市场需求萎缩以及疫情发展后积压需求在短时间内释放，使得市场供给难以短时迅速满足需求，进而导致了牛鞭效应的出现。随着牛鞭效应在供应链各个环节传递蔓延，真实市场需求被不断放大。有报道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品需求比疫情前高出了22%，这导致美国港口的入境吞吐量实现了创纪录的增长，进而增加了供应链运输系统的压力。就供给端而言，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全球原材料供应能力、制造能力和运输能力尚未完全恢复，供给难以迅速满足需求。出于对安全风险因素的考虑，供应链消费端的订货量迅速拉升。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进口国家之一，因此本文展示了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如图2所示，该指数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已经由年初的1906.13上升到10月份的3291.25，增加幅度达72.6%。随着集装箱海运成本的不断增加，进一步阻碍了供需两端的平衡。
二是产业配套薄弱导致物流运作效率低下。近年来，基础设施的陈旧与老化是美国产业配套薄弱的重要表现。美国的港口、铁路、公路等交通系统效率普遍低下，难以有效应对不确定时代下的经济发展需求。以港口为例，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报告，美国最繁忙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在全球集装箱港口效率排名中分别为第328位和第333位。研究显示，一个集装箱在洛杉矶港的平均搬运时间是中国的两倍。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且于2021年11月15日签署了总价值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但政策实施及其产生成效尚待时日，从而加剧了短期内的港口供应链紧张。
三是进出口供应链失衡导致港口成为问题爆发点。港口是重要的进口供应链和出口供应链交汇地点。从出口供应链来看，美国全面复工复产，生产迅速恢复，但受制于港口拥堵，美国货物只进不出，产成品积压在港口，造成严重堵塞。从进口供应链来看，下游的需求出现反弹，急需大量货物进口，而进口的货物受制于港口作业效率无法快速进入美国市场，无法抵达消费终端环节。因此，进出口供应链问题在港口这一地点交汇，导致港口问题严重爆发，海运物流服务链条紧张。据洛杉矶港口数据显示，2021年1月份抵岸进口达43.7609万个标准箱，出口却只有11.9327万个。将近28万个空箱滞留当地，同比增长14.5％。
四是港口服务供应链缺乏政府集成监管。供应链是上下游多企业的联合体，在出现供应链牛鞭效应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核心企业或者第三方进行统一有效的集成式监管，从而快速地解决这一供需不平衡问题。当前美国港口供应链受阻问题日益严重，深层原因是缺乏美国政府集成监管。特别是港口供应链涉及到海关、港口、船公司、堆场、货代报关企业、运输企业等一系列主体，任何一方缺乏高效率运作都将导致港口生态的恶化。由于这些主体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集成监管，各方都有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平衡，因此，港口供应链存在的问题持续发酵，进而引发了严重危机。因此，政府集成式监管缺位使得港口供应链持续紧张。
美国供应链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生产生活物资短缺带来的影响
表层影响：中国出口物资短期激增，港口供应链运作表面繁荣。美国供应链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中国作为供应链上游，也是美国的重要供应商，疫情需求波动正从下游传导到上游。面对巨大的本土需求，美国商家加大对中国生产商的订货，数据显示，2021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额463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7%，其中，出口总值2639.82亿美元，同比增长24.8%。进口总值1991.1亿美元，同比增长26.9%。同年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5793.4亿美元，同比增长26.1%，出口3255.3亿美元，同比增长22%，进口2538.1亿美元，同比增长31.7%。由于集中从中国购买货物，中国出口物资短期激增，加上集装箱周转率变慢，回流减速，一箱难求和一舱难求持续。全球2300万标箱的运力，除了1%的集装箱在维修状态，其余全部投入海运当中，甚至一些杂货船也都当作集装箱船进行运输。据统计，2021年各主要班轮公司投入的舱位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至北美航线运力达到551万标箱，比2020年增长了65%，中国的生产企业、港口、海运企业乃至造箱企业也呈现出巨大的繁荣。例如，2021年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76.43亿吨，同比增长13.2%。2021年10月9日，中远海控发布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净利润676亿、同比增长1651%。以造箱企业为例，中国造箱企业的月产能已经提高到50万标箱，到2021年5月份我国主要港口的空箱短缺量已经降到1.3%。
深层影响：供应链牛鞭效应将导致中国外贸生产产能和集装箱运能不稳定，造成产能布局失衡。美国供应链危机还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层次影响，突出表现为供应链牛鞭效应将导致中国生产产能和集装箱运能长期不稳定，造成产能布局失衡。一方面，受美国港口拥堵导致的中美航线航程时间变长、舱位变少、船期不准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口企业为了满足美国进口商需求不得不支付额外的抢箱子和舱位费用，这些高额的费用减少了中国企业净利润。而且美国需求表面的剧增，诱发了中国外贸企业加快布局新增产能，而这些产能将在美国需求平稳后存在过剩风险。特别是中国集装箱生产企业，美国集装箱空箱滞留当地无法回流中国，“一箱难求”导致部分集装箱生产企业短期集中生产，集装箱产能过剩无法避免。
战略性物资短缺带来的影响
表层影响：进行大量战略物资存货，影响中国物资出口和投资审查。除了生产生活物资受美国供应链不稳定的影响以外，战略性物资短缺现象也将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美国自2012年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以来，高度重视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工作，特别是矿产品、信息与通讯技术、国防工业等关键物资的国家战略更被提上了议程。2021年，美国政府又发布了《建立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基础广泛增长：第14017号行政命令下的百日审查》报告，要求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要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及活性药物成分的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分析供应链潜在风险。以稀土物资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也是最大的稀土冶炼分离国家。美国许多稀土都要运往中国进行加工，对中国有较高的依赖。为了降低供应链风险，美国开始构建弹性供应链战略，一方面在本土由能源部牵头，主攻稀土提取、分离与处理等技术门槛较高的供应链环节。另一方面积极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合作开拓稀土市场。2021年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Lynas Rare Earth）与美国国防部签订合作协议，由澳大利亚公司在美国建立轻稀土分离厂。美国这一举措将对我国矿产品进出口及国际矿产品开发带来威胁和挑战，应做好关键矿产品的开发利用和战略储备长远规划。再以药品和半导体安全为例，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建议要投资药品制造，减少对外依赖性风险，美国也针对半导体发布《国防授权方案》等条例来鼓励美国生产商投资半导体设备，加强开发和生产尖端半导体的能力。这些关键物资的战略投资和储备将无可避免地对我国相关材料进行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可能进一步导致卡脖子等威胁。
深层影响：构建战略物资透明供应链，引发全球智慧霸权风险。全球供应链紧张等危机下，美国针对关键材料及其供应链实施大范围国家安全布局，在新一轮安全布局中，重点加强透明供应链体系建设。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更明确强调了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开发及供应链安全。以芯片为例，为了进一步提高芯片供应链的关键主导权，美国以提高供应链透明为由，要求台积电、三星、SK在内的20多家芯片龙头企业在2021年11月8日前提交相关供应链数据。美国这一举措意在掌握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关键数据，提高对关键芯片龙头企业的掌控力。美方此次的施压已经初见成效，绝大多数芯片企业按时提交了数据，同时不排除美国用同样的理由督促芯片企业提交更多的数据。这将为对芯片企业实施出口管制、降低其议价能力、不公平竞争提供条件。通过构建战略物资透明供应链，引发美国在战略物资方面的新一轮全球霸权风险。
美国供应链危机对中国影响的缓解与应对
整体来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乃至消除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特别是新病毒新变种出现可能性加大，因此，针对美国供应链危机对中国影响，在后疫情时代制定系统应对的发展战略尤为重要。
第一，防止供应链系统性风险，发展近岸供应链。受逆全球化压力的影响，发展多元化近岸供应链，提高供应链弹性，促进国内外双循环稳定运转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选择。一方面，为了提升供应链鲁棒性，在供应链中断、出口限制、海运成本提升等诸多因素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减少全球网络中供应商之间的距离，构建近岸供应链。例如，美国与墨西哥已经开始合作，将更多的近岸外包制造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向墨西哥优先转移，使半导体、电动汽车、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链更具生产柔性。另一方面，近岸供应链更有利于构建快速、透明和灵活的供应链网络，从而有助于满足多元化和个性需求。区域内的闭环供应链更有利于降低断链的风险，它将通过产业链重构、劳动分工、链与链的系统集成，不仅有助于综合成本的下降，还有助于更加快速地满足市场要求，从而更加合理地平衡供应链风险与效率，提升应对不可抗力所导致的“断链”风险的能力。因此，中国在未来全球供应链布局上也要积极发展近岸供应链，推动在中国周边国家布局供应链网络合作关系，提升供应链风险对冲能力。
第二，加强高端产业链布局，实现战略物资的自主可控。高端产业链具有技术难度高、风险压力大、依赖国外性强等特点，因此，在当前全球供应链“加库存”的背景下，要加强高端产业链布局，实现战略物资的自主可控。首先，对于我国具备优势的高端产业链，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壁垒优势和风险管控优势，通过提升安全库存水平，制定符合更为长远的供应链战略计划。其次，针对半导体、材料、先进工艺等我国不具备优势的战略产业，我国要加强与多个国家在这些领域的长期合作，集中力量做好研发技术供应链，打通芯片、光刻机、系统操作软件、特种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关键产业供应链面临的一系列“堵点”和“断点”，通过自主研发和生产，保障重要原材料、零部件和主要设备实现国产化，并通过战略物资储备实现供应链自主可控。最后，对于当前的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云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等，要加快构建高层次创新平台，通过供应链上下游整合，强化重点领域基础创新能力，聚集人才、资金、资本等一系列创新要素，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与供应链系统耦合，实现新兴产业的差异化发展，从而防止和打破国外发达国家的战略垄断。
第三，加强中长期预测与内销引导，实现生产物资的供应链产能可控。针对传统的生产生活物资，要关注全球供应链变局带来的产能不确定风险，通过加强中长期预测与内销监管，实现生产物资供应链产能的平稳过度，防止大规模的外贸生产产能削减导致裁员严重现象发生。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外贸进出口流向流量的实施监管，特别是要利用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指数）及时进行外贸发展的战略预警，要根据外贸历史数据、政策风向和市场波动，加强对外贸需求的中长期预测能力，从战略角度进行产能的布局和规划。二是尽快摸清中美航线上的集装箱运力投入情况和滞留美国集装箱的数量和分布情况，通过理清既有运能存量资源，规避供应链上下游滞留、断货情况，及时开展美国供应链导致中国影响的风险预警研究，确保生产物资产能的平稳回落和安全可控。三是要通过整合国内市场，挖掘国内市场消费潜力，引导外贸过剩产能从外销转为内销。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稳居世界前列。扩大内销，挖掘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国内产业营造平稳、安全的发展环境，也是重中之重。
第四，提前进行产能预警，确保全球海运服务链运能平稳过渡。从物流服务供应链来看，在全球海运服务链中，船公司、港口、集装箱堆场、货代和客户等构成了完整的服务链条，在这一服务链条中，如何确保供应链服务能力平稳将对全球海运贸易有序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鼓励海运企业通过加挂港口的方式用足回程舱位，推动海外空箱周转速度提升，同时要在政府指导下，有序扩大集装箱产量，防止集装箱造箱企业产能无序扩展。二是要在既有的港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基础上，通过对集装箱产能和数量分布的研究，构建更为完整的海运供应链安全预警体系。三是建立集装箱运能与外贸需求指数（如采购经理人PMI指数）之间的关联关系，不断调整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对相关产能的升级方向提前做好规划，在后疫情时代扩大我国现有的竞争优势，保障未来全球海运服务链的运能平稳过渡，为全球贸易更好地发挥中国力量。
第五，加快海外仓智能升级，构建智慧供应链服务体系。在美国大力解决供应链危机的过程中，由于美国本土商品需求理性回归导致供应链上各个环节库存积压，因此，构建中国的海外仓供应体系，推动滞销商品合理库存将非常重要。传统的海外仓只作为中国在海外的物资存储点，功能单一，无法有效吸纳整合优质海外资源，在疫情期间发力较为薄弱。所以，要加大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加快海外仓智能升级。一方面，智能升级后的海外仓在运作效率、运作模式上会获得改善，在改善我国海外物流能力的同时，作为物理载体有利于有效整合海外物流资源；另一方面，智能升级后的海外仓在信息收集、信息反馈能力方面将具有优势，能够推动各类公共海外资源向跨国企业共享仓储容量、货物物流等数据信息，从而方便跨国企业实时了解海外物流资源现状，推进物资库存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海外仓库基础设施智能升级的基础上，从链条到网络，打通各个环节，逐步构建海外智慧供应链服务体系，将更有效地打通海内外服务链的信息壁垒，实现海外供应链降本增效。
（作者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导，系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慧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8ZDA06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疫情持续影响就业 8月美国430万人辞职创新高》，光明网，2021年10月13日。
②《拜登宣布：洛杉矶港7×24小时全天候运营》，腾讯网，2021年10月15日。
③《主要集装箱港口效率全球倒数 美媒：美国什么都缺》，新京报，2021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