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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学科基础理论建构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目的和对象，阐明党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明确党史分期及划分标准，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至今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可以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党史 “古今中外法”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100年气势恢宏而又绚丽多彩的伟大历史，是一部极为生动丰富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注重党史的研究与学习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上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为当时全党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指引。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可以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目的和对象
明确治史的目的，是历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关于开展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来指导当前的工作。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并为做好当前的工作提供有益借鉴，这是进行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的开篇，毛泽东同志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史研究的根本目标和意义在于总结党在历史中取得的经验教训，从而能够为当前正在开展的革命斗争服务，也即通过总结党在历史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有助于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有助于更好认识和把握今天的路线和政策，从而“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二是通过弄清楚党的历史上的是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凝聚共识、统一思想。毛泽东同志结合党内学习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六大以来》的成效，点明了党史学习研究对于明辨是非、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作用。《六大以来》分为上下两册，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文献集。该书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其中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等。《六大以来》对于当时党员干部弄清党的历史上的是非，统一全党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三是有助于促进党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通过梳理和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创造些新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客体。只有明确学科研究的对象，才能明确这一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正确方向。换言之，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这一学科开展研究的起点。就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对象而言，毛泽东同志将其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整个党史的系统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系统地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不是把个别人物或个别事件作为研究的对象，不是去研究历史的个别细节，也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党史的某一个阶段，而是去研究党的整个成长历程和党的历史上的路线及政策。因为如果只是研究某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和个别的细节，而不去研究与之紧密相关的历史，也就不能真正明辨是非和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只有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清晰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一步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是怎样从挫折和困境中奋起、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从而增强人民对党和党领导的事业的信心。二是加强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重点研究。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面把握党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前提下，还必须加强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重点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将研究的重点对象放在党的路线政策上，这就抓住了党史研究的关键，从而可以更为深刻地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整风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政策以及与政治路线、政策有重大关联的重大问题，例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全面系统研究党的整个历史，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政策，从而揭示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用以解决今后党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不仅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体现了党史的具体突出的实践功能。
阐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
对于如何确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立场，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回应。他提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毛泽东同志的言下之意是要求研究者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不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也就是不能站在外国和共产国际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提出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党史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彻底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言必称“希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只会用教条主义方式片面地去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句话，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提出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外国为中心的问题，实质上是路线立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研究党的历史，实际上是强调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研究党的历史。
一门学科必须要以一定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那么，什么研究方法是开展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呢？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非常形象生动地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也就是要搞清楚所需研究问题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把该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中去分析和研究。
一是“古今”，这是个时间概念，讲的是党史研究的纵向维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总体性过程。同时，历史发展也呈现出发展阶段性特征，后面的历史阶段是在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历史，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和考察一切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必须用历史发展的视角去研究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研究党史同样如此，要研究后面阶段的历史，就必须搞清楚前面阶段的历史。只有通过研究和考察前一阶段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过程，才能深入探寻后一阶段所发生的历史现象的时代根源和社会背景，从而对这些历史现象有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建党前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及其后续发展的历史，需要了解这些历史事件，以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内在联系。他提出在运用“古今”的方法也即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党史时，应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历史研究一下，否则，“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二是“中外”，这是个空间概念，讲的是党史研究的横向维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紧密相联的。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必然要结合它所处外部环境进行全方位考察。毛泽东同志此处所提出的“中”和“外”并非专指特指，而是一种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外法”可以认为是要从矛盾的对立面看问题，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党史。毛泽东同志具体地运用了“中外法”，形象地指出：“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从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仅仅是分析我们党的文献和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国民党、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文献和史料。只有掌握彼此双方全面的资料，才能全面、科学研究党的历史，也才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这里其实是强调，不仅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而且对国民党内部的文件也要不断地进行比较研究，真正做到各个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历史中经常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间接的实验方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进行实验研究。但是，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比较研究，才能达到一个全面的研究水平，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方法，而且至今仍是历史学界广泛使用的方法。
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及划分标准
如何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分期，不仅是党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课题，而且也是党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实践课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具体的阶段划分，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揭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轨迹，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同志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党史的分期问题，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回答，从而奠定了党史分期的理论基础。
首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起点。至于党的历史起点，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但明确了党的历史起点，并不意味着在这一起点之前的党史就不需要去深入探究了。因为，历史发展总是具有连续性的，前面的历史可以为后面的历史发展做准备和铺垫。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为什么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要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开始说起？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辟了新的视野。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始。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它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在文中也指出：“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其次，科学划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阶段。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把中国共产党18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历史分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研究者历史态度、历史观点和历史知识等的综合反映。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划分方法时说：“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然而，自从毛泽东同志对党史进行了这样的划分，不仅得到了全党的认可，也得到历史学家的一致认可。
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的划分标准。所谓“划分标准”，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的划分依据。明确科学的划分标准，是进行党史分期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提出以“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和“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要依据对中国共产党党史进行历史分期。对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第一阶段，也就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斗争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党的政治路线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全体革命阶级普遍参加，进行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斗争对象是国民党，党的政治路线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建立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任务，斗争的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党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联合一切，也不是斗争一切，而是以联合为主线，以斗争为辅线，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前提下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爱国力量，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党史分期的思考是与当时的革命任务、斗争对象和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的。
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求研究者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科学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能以某种理想为根据，也不能从某种假设出发，而是要始终坚持唯物史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切实从历史事实出发，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史为镜来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应该如何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事件，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鉴往知来。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就是要从历史事件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评价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原因、历史过程、历史结果、历史影响等各种因素，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善于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确保以全面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他还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评价为例，认为“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对于怎样来评价辛亥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采取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地看：“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则认为，要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和客观评价。
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首先要搞清楚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各自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英雄人物和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英雄人物和领袖对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有时甚至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从而导致历史发展趋势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变化。基于对英雄人物和领袖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他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具体而又深入的分析，提出：“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毛泽东同志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全面、历史、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陈独秀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认为要肯定陈独秀所作的贡献，并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同时，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所犯的错误时，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对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对此，他指出：“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毛泽东同志上述这些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刻把握和娴熟运用。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7YZD1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③《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