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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摘要】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揭示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悖论，马克思将这些悖论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环境悖论、两极悖论、生存悖论。通过对三方面悖论的揭示，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是同一历史过程、富裕与贫困共生、人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正是这些悖论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出否定其自身的感性力量。
【关键词】资本主义 环境悖论 两极悖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不断地追求资本的增值。因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架构就是资本逻辑的架构。而马克思对资本的二重性，即资本的文明作用和破坏作用的辩证分析至今仍是最为透彻的，他指出“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充满着自身不能克服的悖论。以资本逻辑为架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资本自身设置的限制，并从这种限制中生长出种种悖论。
环境悖论：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是同一历史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评判标准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多少，使用价值只是财富的载体，真正的财富是以货币为物化形式的可计算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资本逻辑在市场上的运动，通过资本增值从而无限制地获取大量物质财富。作为抽象劳动积累的资本本质上是超感觉的、无形的，它只能存在于具体劳动所创造出的使用价值之中。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不断地寻找、打开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领域或者发现使用价值的新属性，必然要求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要大量地消耗自然界的能源、资源、环境。而自然界是有极限的，自然界为资本规定了增长的环境极限，但是资本必定要突破这种限制。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自然界之间形成了不可避免的致命冲突。
同时，资本由于其无止境扩张的本性不会局限在发源地欧洲，一定会征服世界，形成世界市场。在资本逻辑操控下的经济发展掩盖了为实现价值增值而对自然进行无情掠夺的现实，自然无法从资本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法在其内部得到拯救。这必然导致环境被污染与破坏，受到污染的自然从环境与生存、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自然与资本处于整体的不可调和的对抗之中。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为破坏环境的主要力量，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当价值观、科技、知识一同并入资本时，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又成为损害自然的力量。资本统治下的价值观是对自然的现实贬低，甚至科技也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强化了对自然的量化控制与破坏。资本主义经济越是发展，越是会突破资本自身的自然界限，越是会加重环境危机，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
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带来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加速了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随着环境恶化的日益加重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觉醒，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会适当地支付环保费用，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但这绝不是出于他们的良心发现、生态意识的觉醒，而是基于企业利润的考虑。赚钱仍然是资本家应对环境危机的唯一考量，他们身披“绿色”“环保”的外衣通过生态商业等途径行使谋利之实。资本主义的各种环境改革措施一旦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妨碍、迟缓或试图停止资本的增值，就会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联合阻止乃至绞杀。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环境破坏的过程。
两极悖论：富裕与贫困共生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对自然造成损害，而且也会导致财富的两级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工人的贫困化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两者不过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即资本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悖论，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必然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无论社会财富增长还是衰落，工人都不能从中得到利益。工人的贫困不是来自奴隶主的鞭子，也不是来自封建的等级压迫，而是从工人自身的劳动中产生的，造成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代劳动的本质是抽象劳动的主体化。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归结为抽象劳动，而提供抽象劳动的工人只能得到维持其生存的那一部分商品、货币，这样抽象劳动就具有对抗的性质。因而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即资本）的主体本质归结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才是抽象劳动的存在真相。因此，现代劳动的本质是异化劳动，是劳动自身对人的统治，即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它在人群中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与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条件和这个社会共同体的自我再生产的方式。
可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并不是来自人性的贪婪或资本家的“勤劳”、工人的“懒惰”，这种统治力量源于资本家代表的是以资本为本质根据的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这种一部分人（资本家）对另一部分人（工人）的统治、支配、奴役的关系就是社会权力，而这种社会权力的当代体现就是资本，它的物化形式就是货币。作为资本范畴化身的资本家占有社会的生产条件、生产资料，拥有社会财富。虽然工人为资本家创造了财富，但是工人本身所得到的只是维持其作为工人存在的那一部分价值，即工资。由于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资本家必然不遗余力地占有社会财富，工人的工资在其新创造价值中的比例也随之减少（工资所占新价值比例的相对减少并不排斥它的绝对量增加，但是这种绝对量的增加远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比重却在不断地增加。因此，工人的贫困化和资本家财富的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这是资本（货币）权力增长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社会权力的扩大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深，从而强化了财富两极化的差距。
工人的贫困和资本家的富裕是一种共生关系，资本家财富的保值和增值以工人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权力的再生产过程，资本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工人贫困化的再生产过程，而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知识、智力都并入到了资本中，成为资本及其主人的权力工具，成为加剧工人贫困化的力量，这一点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尤为明显。这种工人贫困加剧和资本家财富增长的依存性共生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逆转，反而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
总之，工人绝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增加资本家的财富而生产，更是为了重新增加资本这种现代社会权力而生产，这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工人贫困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工人对资本家的抗争会日趋激烈，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与垄断。因而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本质上不是简单地杀富济贫的问题，也不是如蒲鲁东所说的提高工资或者工资的平等化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扬弃现代劳动本身的对抗性质，如果不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就解决不了。
生存悖论：人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是一种悖论式的生存，即人的独立性是以对物（即商品、货币、资本）的依赖性为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在市场上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没有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同时也脱离了原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而个人可以自由地同资本家或企业家签订劳动契约合同，用获得的工资与他人的商品平等交换，以满足其多方面需求，并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成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在当代尤为明显，个人的社会联系空前广泛，甚至通过互联网技术以及发达的交通工具越过国界，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平等、自由构成了脱离伦理共同体或自然共同体的抽象的独立个人的要件，成为内化于现代个人心中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这些观念的实质，认为自由、平等表达的就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活动和感性交往本身所面临的界限和束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承认自由、平等等理念，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彼此分离和对抗的。
人与人之间彼此分离和对抗的原因，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人被抽象化了，个人在市场上是彼此以价值为基础的平等交换的对立主体，而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聚。抽象劳动（价值）成为主体，即活劳动作为一种对象化劳动为抽象劳动（价值）的增值而存在，这本身就包含着对抗的阶级关系，即社会权力。自由、平等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边界。因为我们彼此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者，对商品的占有不是暴力的占有，而是自由的占有，即以货币表达的价值为中介的自由的占有。工人的自由劳动是为资本增值而服务的自由劳动，马克思把这种劳动称为“生产性的劳动”。因此，人的独立性是以对价值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价值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建构了以价值为核心的经济范畴，从而人的劳动、感性交往、感性的社会财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都被抽象化了。人类劳动的大部分被归结为对抗的抽象劳动，个性与个人的生存条件是冲突的，生存条件对个人来说成为偶然，因而个人表面上显得比封建时代更为自由。
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独立性，即人所谓自由、平等都是建立在对价值、货币、资本的物的依赖上，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被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对物的依赖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依赖，而这种生产关系必然以可量化的物（货币）来表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独立性屈服于物，而这些物又表现为权力，即资本（货币）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真正的共同体，它不允许任何人超越其之上，人们信赖的是货币而不是人，货币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存条件，即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同时也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资本的物质化完成了对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人的独立性似乎逃脱了资本的控制，成为了有个性的人，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见，独立的个人恰恰是历史的现实运动带来的结果，并且这种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具有对抗的性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存悖论。
（作者分别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8年度重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绿色发展观研究”（项目编号：SZ2018A006）；辽宁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项目“新时代习近平对马克思‘自然-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JQW2019154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建涛、范雪：《论马克思历史存在论思想的三层结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刘建涛、康健：《马克思的科技与生态互动思想研究》，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