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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多管齐下，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丰富面向乡村的文化作品以及设立宣传员和报告员等实践形式，开展农民教育，迅速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有效巩固了人民政权，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农民教育 实践形式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变农民普遍存在的知识水平不高、政治观念淡薄、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等情况，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农民教育的有效形式。1949至1956年的短短七年时间，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迅速提高，增强了其政治认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基础。
发展学校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冬学、民校、工农速成中学和农民中等专业学校等学校教育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冬学是我国北方农村利用冬闲时间进行农民教育的一种形式。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通过冬学对根据地的农民进行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即于1949年底发出《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已有经验基础上，继续推进冬学发展。在政策推动下，冬学在中国乡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仅在1949—1953年的4年间，冬学人数就从1300万人迅速升到14085万人，增长近10倍。广泛的农民参与，使冬学在扫除文盲、半文盲、巩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冬学教育中“冬学冬学，冬去不学”的季节性特征对农民教育的不利逐渐凸显，提升农民教育的长效性和规范性的需求日益突出。
为解决长效性和规范性问题，党和政府积极推动冬学向民校转变。1949年12月，教育部要求在条件较好的地方推动冬学向半日学校、农民夜校或小学转变。在政策推动下，各地冬学迅速向常年民校转变。1954年，教育部发出《关于一九五四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再次号召实现冬学向民校的转变。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短短几年间，民校获得快速发展。但由于时间、师资、资金、设施等条件限制，冬学、民校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水平只能满足一般农民的基本需求而不能适应部分农民干部和先进青年快速提高和进一步学习的要求。
为快速提升工农干部和工农先进青年的文化科技水平，使之更好的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1949年12月23日，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草拟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干部和工农先进青年招生。次年9月20日，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修正通过《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并于1951年2月10日正式颁布。此后几年，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大批农村干部和农村先进青年，快速培养了一批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人才。1955年5月19日，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决定从当年起停止工农速成学校招生，转而举办更正规的工农学校。是年7月12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自当年秋季起工农速成中学正式停止招生。工农速成中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在快速培养了一批工农人才后，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转向正规工农学校。
农民中等专业学校是党和政府着力发展的正规学校教育形式之一，重点培养农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即于1949年12月提出要使中等学校在若干年内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培养大批中级建设干部。1954年9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民中等专业学校的学习年限为三年，并指出要在教学工作、学校章程和学校领导等方面进行改进。此后直到1956年，农民中等专业学校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它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为广大农村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级政府通过普及农村有线广播网，改造和建设农村文化馆、站、图书室、俱乐部等形式为开展农民教育提供基础设施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广播覆盖面广、收听方便和时效性强等特点，在全国农村建设有线广播网。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6年，全国农村广播站从8个迅速发展到1490个，喇叭从500只跃升至到51万多只。许多乡村安装喇叭的数量已经普及到农户。农村广播通过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宣传全国和本地土地改革形势、宣传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的情况、教唱革命歌曲等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爱国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但广播只能单向传播，缺乏农民的反馈，难以形成互动，教育不易深入。而且，广播完全依靠声音传播，转瞬即逝，教育效果难以持久。
为深入、持久地教育农民，党和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村文化馆、站、图书室、俱乐部的改造和新建，赋予其新形势下的新任务。1953年12月文化部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文化馆、站要服务当地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文化需要，以识字教育、政治宣传、文艺活动及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职能。在指示推动下，到1954年，各文化馆、站举办的幻灯放映、图片展览、文娱表演和报告讲演等活动，受众达到3亿人次左右。与此同时，由文化馆、站辅导的各类群众学习组织、俱乐部、业余剧团、图书室等达到8.5万个，有效推动了农民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丰富面向乡村的文化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大量发行面向农村的图书报刊、扶持地方戏剧和放映电影等形式丰富乡村文化作品，开展农民教育。1950年12月，政务院做出 《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要求在工厂、矿山、农村、部队、学校、机关中，设立各种书刊代销、代订处。此后几年，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图书报刊发行取得初步成效。1956年1月30日，文化部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全国现有27000多个基层供销合作社、近20万个零售店经营图书发行业务，以适应当前教育农民的需要。是年2月，文化部、青年团联合发出《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必须采取紧急而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面向农村农民的图书出版发行，出版一些可供农民阅读的通俗文库和丛书。指示还特别要求各地新华书店加强与县图书馆、文化馆、中心俱乐部、农村俱乐部和农村图书室的联系，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推广优秀读物。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下，经过各方面努力，农村图书报刊出版发行网络基本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农民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针对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还注重改革与推广简单易懂且为农民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剧。1950年底，第一届全国戏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纠正偏差，明确方向，将戏剧改革引向深入发展。次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改戏”“改人”“改制”的具体内容和政策，特别指出要对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加以重视。在政策推动下，地方戏接受改造，民间艺人接受教育和改造，地方旧剧团亦接受改造和改组。通过这些改造，地方戏剧基本实现为新生政权服务、为翻身农民服务的功能。在改造之外，党和政府还根据需要组建新剧团，增建新剧场，新编戏剧。以剧团为例，经过数年改造和新建，全国剧团数量由1950年的1676个增加到1957年的3162个，增长近2倍。地方戏剧的蓬勃发展适应了翻身农民文娱活动的需求，寓教于乐，达到了教育农民的目的。
除传统的图书报刊、地方戏剧外，党和政府还充分利用电影媒体这一相对较新的形式。电影集声音、画面、文字于一体，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更易于理解，易受感染。195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文化部党组报告，强调要“制作适合农村的较短的通俗故事片”。按照中央要求，新中国三大电影制片基地拍摄了一大批农村题材的电影，并很快充实到农村电影的放映活动中。当时放映的电影，大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体现了党对农民思想教育的内容。例如：《伟大的土地改革》《组织起来》《改造懒汉》《妇女锄苗》《农村卫生》和《怎样养娃娃》等。
设立宣传员和报告员
为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并推进宣传教育工作规范化、经常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制订了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1950年中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试行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队伍。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系统地建立经常性的宣传网，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机关设立报告员。根据中央要求，全国各地迅速建立起一支人员众多的宣传员和报告员队伍。仅两年时间，到1952年底，全国已发展宣传员379万人，报告员7.5万人。一支宣传大军在全国农村活跃起来。
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在广大农村推进农民教育宣传工作经常化和规范化的有益探索。宣传员负责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国内外形势、党的政策和工作以及群众模范事迹；批驳各种迷信及反动言论；鼓动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模范经验；并将农民的思想和生产生活情况向党组织报告，以帮助党组织制定和调整面向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宣传内容和方法。党支部少则一个月、多则一周召开一次宣传员会议，听取宣传员关于农民群众思想状况和工作状况的汇报，并给予工作上的指导。报告员每两个月向县和区农民群众的集会和代表会议至少作一次政治报告。为了解决部分宣传员文化水平较低以及部分乡村交通不便的问题，一些村庄建立了传授站。传授站半个月进行一次传授，再由宣传员深入农民中进行讲解和宣传。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增强了农民宣传教育工作的及时性、稳定性和经常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用多种实践形式开展农民教育。这一系列实践形式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初步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立体网络，对教育和改造农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初步奠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探索和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教育的重视和对农民教育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农民教育的有效化、规范化和经常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教育工作上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对当代仍有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新时代，面对新矛盾和新问题，如何创新农民教育的形式，更进一步探索农民教育的有效化、规范化和长效化机制，构建新时代服务农民教育的全方位立体网络，助力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是亟需我们解答的时代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治理视域下习近平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KDC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