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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奉“差不多主义”的“差不多”干部，满足于对知识和事态的一知半解，将“量的接近”视为“量的等同”；工作方法简单机械，信奉“大道至简”“一招通吃”，懒得动脑子去分析问题、辩证施策，集体行动“搭便车”、自选动作“玩花样”、规定动作“搞形式”；凡事云淡风轻，不求完美，但求及格，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
【关键词】基层干部 “差不多主义” 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差不多”是最为常见的汉语用词之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差不多”既可用于实指，指称某种“接近于……”的事态，更常见的用法是用作情态词，表达言说者对于某种“差不多”事态的主观观点、情感和态度。偶尔为之，或许情有可原；但若凡事皆以“差不多”为目标，满足于、止步于“差不多”水平，用“差不多”作为评判标准，那么，就可能犯上“差不多主义病”。胡适曾写过一篇名为《差不多先生传》的传记题材寓言，用以讽刺差不多主义者，“差不多先生”的口头禅和座右铭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只求“大概”“差不多”：红糖同白糖、陕西同山西、千字同十字、8：30同8：32……都差不多。时隔百年，“差不多先生”依然活跃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毋庸讳言，基层治理中就有不少信奉“差不多主义”的“差不多”干部。
“差不多”干部从某种他们认定的“差不多”实然推导出了“差不多”应然，且经由一些“差不多”现象强化其“差不多”观念
“差不多”干部拥有一套“差不多主义”的心智模式。所谓心智模式，即根深蒂固于人们心目中、影响其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心智模式决定人们如何看和看见什么、导引人们如何思考和行动，甚至导致人们把自己的推论看作事实。“差不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万物相近、世事趋同，事物间的近似性远超其差异性，因而不必计较事物间的差异。差不多主义者似乎戴上了一副磨砂眼镜，世界如同被披上了同色面纱，模糊、朦胧、混成一色；差不多主义者认为朦胧是美、糊涂是境界，何必分得那么清楚、算得那么精细呢？知足常乐、适可而止，为何要煞费苦心甚至是得不偿失地追求极致呢？显然，差不多主义者从某种他们认定的“差不多”实然推导出了“差不多”应然，且经由一些“差不多”的现象强化其“差不多”观念。
差不多主义往往还会借力于对“远敌”的批判和“近友”的支持。被差不多主义视为远敌的是“完美主义”。确实有不少社会心理学家对完美主义倾向的缺陷进行了批判，但这些研究者也未否定完美主义的益处；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对完美主义进行了政治道德与公共伦理上的辩护。林德布洛姆渐进主义决策理论的“满意原则”堪称差不多主义的“近友”。然而，渐进决策并不意味着对于决策条件不加审视，也不意味着不努力去争取尽可能好的决策方案。事实上，与其说渐进决策是差不多主义的“近友”，不如说是它的“近敌”。显然，差不多主义者对相关研究现实进行了选择性认知，以支持和强化自身的观念与实践。
“差不多”干部对“差不多主义”的信奉和实践体现在诸多方面
认知和理解上的差不多主义。一是将“量的接近”视为“量的等同”。事物间的“量的接近”大致包括数量和程度的接近、范围和过程的接近、关系和状态的接近等。众所周知，接近并不等于相等、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何种情况下可以合理忽视其间差异，哪些情况下不能小觑，这本身需要仔细、认真地对待，绝不能概不理会。然而，“差不多”干部却往往对这种差异不屑一顾、对这种较真显得很不耐烦。譬如，一些干部对于自己的民意测评满意度、对于行政服务中心民众满意度达到80%、90%以上就觉得“差不多”甚至“难能可贵”了，殊不知对于基数巨大的民众而言，一个百分比的不甚满意就已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了，更遑论不满人群的传播效应，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性“蝴蝶效应”。此外，随着“微粒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由数字化引起的几场特殊革命——差异革命、智能革命、控制革命。合乎差不多主义认知偏好的总量、均值、总体情况、基本情况等“大颗粒”、大口径概念和数据，将日益失去其昔日的阐释力。二是认识上片面不全面、一知半解不深入。“差不多”干部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甚至有时懂得很多，但由于其差不多主义作祟，使得他们往往满足于对知识、对事态的片面认知和一知半解。譬如，“差不多”干部尽管一般还不至于将“人治”和“法治”混为一谈，但往往将“法治”等同于“法制”、片面强调其工具性意义。还有一些干部往往只“鹦鹉学舌”式重复西方自由民主论调，无视关于自由民主权利的中国理解。再譬如我们党对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有着多重复合辩证的理解，但“差不多”干部往往只是片面地取其一，致使其群众工作走偏。三是写错、念错字符，恐怕是最低级的“差不多”谬误，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工作方法上的差不多主义。一是不深入调研，不扎实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要求广大干部关心群众、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但“差不多”干部往往凭借其想当然或觉得群众实际与自己想象的、看到的“差不多”，或觉得随便走走看看也就“差不多”了，因此，不肯深入群众生活去体验民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些乡镇干部本应扎根基层，但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严重脱离乡村生活，觉得听听汇报、看看简报即可了解辖区民情民意民生。近年，不少地方都在搞“大调研”“大走访”活动，但不少干部既不知道如何调研，也不知道该如何写调研报告。一些领导干部提交心得报告时，凭空臆想，或者根据上报的各种材料胡编乱造，并没有什么亲身体会和感受。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年度民生实事清单，也未经过充分科学的调研，一些项目是领导“代表民意”提出来的。二是工作方法简单、机械。在“差不多”干部看来，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行为助推，抑或是社会促进等方法，本质上都“差不多”、都是行政手段，没必要“玩那么多花样”；他们信奉的是“大道至简”“一招通吃”。不少干部把制度执行等同于强制执行，将制度执行力等同于强制推行力；一些干部谈到执法问题时，想到的只有“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八个字，只知道机械执法，忽视了制度的规范力和文化—认知力；只动用了促进制度遵从的利弊权衡逻辑（回报递增机制），忽视了制度的社会规范逻辑（信奉递增机制）和文化—认知逻辑（观念固化机制），更遑论利用人们行为心理的助推技艺，或“赢得遵从”的组合战略了。三是习惯粗放式管理。在制度体系和组织构架趋同的情况下，真正能体现一个地方治理水平的是其精细化程度。譬如，同样是现代化的行政服务中心，民众的体验相差悬殊。为何？原因就在于规划设计、工作思路和具体实施时的精细化程度不同。无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还是“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都强调公共治理的“微操技术”；若不重视，“差不多”就会“差很多”。大数据时代和“微粒社会”的到来，更是要求我们强化数字管理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要学会基于循证决策的精准治理和差异化治理。“差不多”干部习惯于模糊地制定工作计划、工作流程、事后监督等，重视管理心法而不是算法，强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注重的是个人的体验和感悟，不太去注意形成客观或量化的标准，部分“差不多”干部往往不是“晕数”，就是“厌数”，甚至还会哲思般地反思和批判数字的冰冷和反人文，在被迫给出数据时，则可能估摸着给出甚至捏造数据。此外，“差不多”干部还喜欢搞“一刀切”“大水漫灌”式强刺激和运动式治理。
敬业度上的差不多主义。敬业度是指员工充满活力、甘于奉献、专心致力于工作的程度，敬业度高的员工往往精力充沛、工作投入、高效能，而“差不多”干部的敬业度明显偏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工作态度不认真，缺乏激情。“差不多”干部在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时，懒得动脑子去“格物致知”、分析问题、辩证施策，要么凭直觉、要么凭经验、要么照搬照抄，久而久之就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一些干部在“差不多”的心态下似乎无论什么事都“看得破、想得通”，凡事云淡风轻，或懒于较真，或不敢较真。譬如，在集体讨论时，三缄其口：不表态、不发言、不建言；在民主生活会上，只象征性地“点到即止”；在对领导或同事的民主测评中，尽量保持沉默。在他们看来，较真就是“钻牛角尖”、认真无异于天真、激情实为多情。当干部不把事业当志业、仅把工作当作谋生的职业时，忘了初心、遗弃使命时，工作自然就没了激情、少了活力。二是工作目标设置降格以求。敬业度高者工作起来精力充沛，锐意进取，“不待扬鞭自奋蹄”。“差不多”干部在工作中却有些无精打采、干劲不足，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设的工作目标就比较低，甚至是底线水平的。在他们看来，人没必要活得这么累、工作没必要要求这么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完美，但求及格；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差不多”干部这种降格以求的目标设置，不仅扼杀了追求完美的动机，也灭绝了“卓越为公”的可能。关键时刻不是站出来担当，而是选择退缩、回避或防御。三是工作投入和效能不足。由于其“差不多主义”的工作态度和目标设置，一些干部在工作时总是在权衡个人利弊得失、谋求双重平衡，一是自己的付出（贡献）与自己的所得（报酬）之间保持某种差不多的平衡；二是自己的报酬/贡献与参照对象的报酬/贡献之间的平衡。由于人们常见的“损失厌恶”和“敝帚自珍”心理，这种主观权衡往往会导致不公平感，从而抑制了“差不多”干部的奉献倾向。怀着这种不公平感知偏差，“差不多”干部往往会“出工不出力”、集体行动“搭便车”、自选动作“玩花样”、规定动作“搞形式”。譬如，为了促进干部务实敬业，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实施“痕迹管理”，却被一些干部钻了空子，沦为饱受诟病的“痕迹主义”。
“差不多”干部是多方面原因复合作用的结果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原本属于人类本性的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行为动机，之所以会被差不多主义所遮蔽，是多方面原因复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措施也应是组合性的。
将差不多主义的成因归结于个体利己主义，不失深刻却有些无助。当然，这并不是说集体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不重要。思政教育的关键是要通过政治学习和民主讨论，让干部们认识到“卓越为公”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也是其人生价值实现之所需；使他们认识到公共精神和“社会兴趣”既利人也利己，因为只有通过我们对其他人的兴趣，我们人类的各种能力才得以发展。党和人民不满意“差不多”干部的表现，这些干部内心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不满意，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自卑，缺乏成就感和胜任感，因为人生在世的价值和意义不是自足的而是社会性的，这会使他们大部分人生都处在无聊、无趣、缺乏激情的状态之中。他们内心也希望自己能走出“差不多主义”困境，只是有点“欲罢不能”。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除了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外，还应创造支持性的环境和条件。
毋庸讳言，个别公共组织甚至系统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八现象”——20%的人干了80%的活，20%的人活力四射、80%的人“行尸走肉”，20%的人锐意进取、80%的人碌碌无为。一些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和绩效考评不科学、不合理，让一些干部觉得“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些公共部门在职务晋升中仍有不正之风，未能把工作绩效作为干部晋升的主要依据和激励杠杆，从而带偏了一些干部的努力方向；还有一些公共部门的价值分配（包括工作岗位、评优评先、进步机会等）明显有失公正，让一些干部“学习性”地调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以取得心理平衡。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差不多”干部。但是，倘若这些系统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必然会催生基于社会认知学习逻辑的“差不多”干部——我们最多只能批评他们存在“环境适应偏误”。
“差不多”干部的另一个成因是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不足。对此，应该以促进性、生产性、建设性为原则，通过一系列专业教育培训来解决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教育亟待加强：一是大数据时代“微粒社会”的公共治理能力培训，主要用于强化干部“用数据说话”的意识以及面向未来社会的精准治理、差异化服务能力；二是循证决策和循证管理能力教育，旨在提升干部获取、分析和评估来自实践、专家、科学研究和利益相关者等方面的信息的能力，强化基于可获得的最佳证据进行决策和管理的意识与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法治与德治研究”(项目编号：17JZD005)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②[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③韩志明：《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迈向复杂社会的治理转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④蒋勋功：《谨防决策中的“集体沉默”现象》，《领导科学》，200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