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

    【摘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论持久战》的理论价值具体体现在学习与发扬毛泽东同志身处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敏锐、睿智和贯通古今、洞察全局的理论创新胸襟，在正确的理论引领之下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坚信人民和民族事业的正义性，以扬优避劣的方式灵活应对，挖掘已有或潜在的优势要素与积极因素，于变局中开新局；逐渐积累局部优势，推动其向全局转化并最终获得全局优势，这些是处理问题要遵循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 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是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它阐明和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发挥过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奠基之作。尽管《论持久战》的内容是针对战争问题进行讨论，但其出神入化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总揽全局、纵横捭阖、纵论古今的恢弘气势和充满智慧的逻辑构建，深深吸引着探寻事物发展规律、寻找制胜法宝的各方人士的注目，其影响已远超军事领域。

    《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体现在贯通古今与洞察全局、彼己认知与扬优避劣

    贯通古今与洞察全局。通读《论持久战》，最为强烈的感受是，毛泽东同志中外战史烂熟于胸的博学和洞察抗战全局的气势。为了说明战争中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转化，毛泽东同志列举了中外大量历史战例，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等；此外还列举了拿破仑以少胜多的战例，以及苏联内战中苏俄红军局部优势、局部主动转化为全局优势、全局主动的战例。这些著名战史例证用以说明古今中外优劣势的转换并非特例，而是战争辩证法的规律性体现。如果说战史只是说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与抗战相关联的战例，毛泽东同志更为重视。对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亚的战争、西班牙内战，毛泽东同志都有独具视角的分析。例如，对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亚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阿比尼西亚亡国的原因在于小国、政治落后、孤立、领导者犯错，中国与之相比完全不一样。对抗战开始以来十个月的战例，日军所表现的进军特点，战场表现，毛泽东同志十分敏锐地指出其大错有五：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而中国在强敌之前仍可以抓住敌人的主观错误取得如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平型关大捷，说明日本并非不可战胜。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述雄辩地支撑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论持久战》的核心结论。

    与贯通古今一样，在把握抗战军事发展时，《论持久战》还立足于洞察全局。《论持久战》洞察全局的逻辑起点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性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把握住战争与政治的这一关键点，结合时代发展的主要政治矛盾，《论持久战》分析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国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意大利同阿比尼西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来”。在抗战的第一阶段，中国尽管失地，但日本实际能够控制的区域是狭小的，且受到国际舆论的责备，加深与外国的矛盾；在第二阶段，“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第三阶段，“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这些论述，高屋建瓴，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洞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波谲云诡的国际关系的全局，准确把握住并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准确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可谓全局在胸，变化了然。

    彼己认知与扬优避劣。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这一点出发，产生战争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彼己认知。《孙子·谋攻篇》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彼己认知对战争胜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论持久战》作为论述抗日战争的著作，自然要把彼己认知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认为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也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因其战争的非正义性受到来自国际的压力会随时间推移变大。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不如敌人，但处于进步时代，能够通过努力不断进步；且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因其战争的正义性会得到国际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对于认识中日之间这些特点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

    正是基于这种彼己认知，《论持久战》花费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扬优避劣。按其基本思想，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动员。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抗战是不可能胜利的；“抗战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已经输了敌人一着”，“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其次是要将扬优避劣原则贯穿到战略方针中去，克敌制胜。毛泽东同志认为，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而我方则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做死守的阵地战，采取灵活的运动战”；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集中强势兵力，几路打一路，变兵弱为兵强，速战速决，形成“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这种扬优避劣的方式逐步积累胜利，积累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多样形态与运用之妙、大本大源与战争伟力

    多样形态与运用之妙。抗日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中日两国实力的不对等，两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复杂关系，中日战争与其他地区之间战事的复杂关系，战争进程的复杂性等，都决定了战争形态的复杂性。在贯通古今、洞察全局、认清彼己优劣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战争形态的判断，即犬牙交错的战争。《论持久战》对此论述道：“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辉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有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所谓犬牙交错，在战役形态上就是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等；不仅如此，它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

    既然如此复杂的战争形态，指挥和应对就是一个大问题。《论持久战》中提到：“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就是说，以高度的灵活性来投入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防御，防御变攻击，前进变后退，后退变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转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时机、地点、部队，敌势、我势，地势，一切都要以争取胜利为目标来加以运用。因此，灵活性的运用不仅仅是指战斗或战役，也指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的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强调的这种灵活性或变动，并不是无计划和变动不居，毫无约束，相反，“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准此而论，在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根本目标的基础上，在做好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的前提下，依据时机、地点、部队，敌势、我势、地势，保持灵活机动，实现多样形态的战争与运用之妙的结合。

    大本大源与战争伟力。战争是综合力量的竞赛。抗战中如何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同志在比较中日优劣势时曾作出过清楚的回答。但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层面还不够，因为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往往变化原来的形态，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抗战力积累、成长仍需做进一步探讨。《论持久战》首先批判了“唯武器论”。毛泽东同志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人力和人心主要是军心民心，激发军心民心的方式就是政治动员，即“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情，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动员了民众，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如何实现士兵和民众的政治动员呢？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就是要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在根本宗旨正确的基础上，“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就明确地揭示出，民众是“大本”是“大源”，①是争取抗战胜利最伟大力量的基础。从尊重他们开始，联系他们的实际利益，然后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那么，就可以从中获得克敌制胜的战争伟力。这些都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人民主体的历史观在军事思想中的具体体现。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认为，《论持久战》的基本思维路径和思考方式可以概括为：贯通古今、洞察时局，掌握事物的性质、所处时代特点及其发展方向；确立正确的彼己认知，扬优避劣；把握事物的多样性形态，在坚持基本方针的前提之下，运用灵活多样的应对方式；站在民族和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中汲取最强大的力量，争取胜利。《论持久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杰作，也是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性、系统性思维相结合的结晶。

    《论持久战》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这些路径方法可以廓清认识社会事物的迷雾，启迪我们在认识把握事物时要按照正确的理论方法，并且要有大视野

    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可以廓清认识社会事物的迷雾，游刃有余地驾驭和处置复杂事务。《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正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日渐沦丧之时，国内外对于抗战发展、中国的未来命运如何，都十分惶惑；国际关系方面，法西斯国家会如何对待日本侵华，民主国家会不会援助中国抗战等。一时间议论蜂起，亡国论、速胜论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决战、消耗战等战法主张莫衷一是。《论持久战》对这些问题都做了鲜明而肯定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回答，不仅在当时使人有拨云见日之感，也令后人由衷叹服。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正如《论持久战》所预见的那样，武汉会战以后，相持阶段到来，正面战场战线基本稳定，国际阵线加剧分化，日军的困难日益增加，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除了极少数“亡国论者”，人们逐渐坚定了对中国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基本信念。而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抗战中运用持久战理论，有计划有步骤指导着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论持久战》理论上的巨大成功，充分说明了正确思维路径和思维方法对认清局势与掌握局势的发展变化发挥着巨大作用。

    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必须要有大视野，既要整体上把握事物，又要从实践中深入细致地考察事物的具体变化。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投身军事斗争，在实践中学习战争，经历了创立红色根据地、反 “围剿”、长征，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也积累了一些理论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枝节或者仅仅从自己熟悉的中国的革命战争入手来研究问题，而是扩大视野，完整研究贯穿人类发展过程的战争问题。非如此不能透彻地看清战争的本质及各种表达形态，也不可能把握现阶段战争的本质、现象、表现形态之间的关联性。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尤其注重对红军发展过程中各种战例的考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同志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分析尤为全面、详尽与独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是有革命基础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前提下的战争；“围剿”与反“围剿”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战争的持久性以及作战形式的多样性。这些基本论点在《论持久战》一书中都得到完整体现，所不同的是，后者专门论述抗日战争的进程，说明中国抗战最后将取得胜利，而相关论点的表述在结合抗战新特点的基础上则更为详细和有条理，指导性更强，更有说服力。如有关抗战中强弱积累转化，抗战三阶段划分，犬牙交错的战争，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歼灭战，决战问题，等等。

    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离不开理论的引导和运用，只有按照正确理论方法的指引，才能获得最真切的认识。《论持久战》的成功还得益于正确的理论引导。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同志开始系统阅读哲学著作，并结合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问题和自身的革命实践进行思考，产生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名哲学著作，也产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奠基性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一系列著作的理论引导。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分析实践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先是在认识论和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方面获得系统的成就，然后运用其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进行研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形态与特点、战略战术、战争力量源泉等诸多问题有完整的把握，然后才有《论持久战》的产生。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与持续蔓延，使世界已经开启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因其疫情防控方面的失败和恰逢总统大选而更加疯狂地扩大和增强抹黑中国、打压中国的领域与力度，“新冷战”、长臂管辖、制造外交摩擦、“科技脱钩”等，手法不断翻新；军事上频繁实施挑衅中国底线的行动；国际关系中，罔顾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道义，霸凌、威胁、欺骗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严重妨碍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以及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相关国家的因应则各具盘算，蠢蠢欲动者有之，望风观变者有之，力求自保者有之，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变性与不确定性已成为显著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状态因美国暂时综合国力的强盛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将是颇似《论持久战》中提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局面。全球化进程中日渐成长起来的中国，遭逢世界局势的这一变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有。高端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受到的卡压陡增；基于全球供求关系形成的产业链受到冲击，由此影响生产就业，财政金融、经济增长等诸多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增多，等等。而且，有些困难也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克服，复杂的局面一时难以澄清。

    因而，学习与发扬毛泽东同志身处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敏锐、睿智和贯通古今、洞察全局的理论创新胸襟，在正确的理论引领之下切实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显得尤为必要。而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多样形态的能力，保持清醒的彼己认知是基础。强调“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这一基本原则，注重我国地域广、人口多、市场大、经济形态多样以及与世界各地经济政治联系广泛等特点；坚信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正义性，则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扬优避劣的方式灵活应对，挖掘已有或潜在的优势要素与积极因素，于变局中开新局；逐渐积累局部优势，推动其向全局转化并最终获得全局优势，是处理问题要遵循的方法与路径。此即《论持久战》理论价值在日益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最好运用与具体体现。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博导）

    【注释】

    ①“大本大源”之说，源自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其言：“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大本大源”意指统摄或决定一切事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