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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疫情冲击迫使企业停工停产，企业无法赚取利润，只能靠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外部资金来维持基本运转。而小企业因为各种原因很难得到外部资金，完全依赖自有资金。在自有资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小企业很难渡过难关。当众多小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时，不仅增加了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并进一步降低家庭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影响到产业链的整体复苏，增加产业链的协调难度，给整个宏观经济的复苏施加巨大的压力。鉴于此，通过恰当的政策设计，帮助众多小企业渡过难关，可能是当下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摘要】疫情冲击迫使企业停工停产，企业无法赚取利润，只能靠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外部资金来维持基本运转。而小企业因为各种原因很难得到外部资金，完全依赖自有资金。在自有资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小企业很难渡过难关。当众多小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时，不仅增加了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并进一步降低家庭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影响到产业链的整体复苏，增加产业链的协调难度，给整个宏观经济的复苏施加巨大的压力。鉴于此，通过恰当的政策设计，帮助众多小企业渡过难关，可能是当下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小企业 疫情 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进行研究部署，全国上下形成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联防联控局面。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艰苦的努力，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疫情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诸多观念，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生态。首当其冲的是消费，疫情限制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很多人不得不暂时中止工作居家自我隔离，导致收入来源缺失，收入水平下降，这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同时疫情也降低了人们的消费频率和消费内容，进一步导致宏观消费水平的下降。疫情发生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中小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不少。贷款难、贷款贵，一直是中小企业融资的痛点。疫情之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减免租金税收，降低融资成本，优化政府服务……一系列政策组合拳驰援，不少中小企业迎难而上、逆境突围，为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疫情冲击打到了小企业的七寸处
作为市场的供给者，企业购买生产要素，生产出产品和服务，然后向市场销售，获得收入。这个投入转化成产出的过程很漫长，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时间不仅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上，还体现在厂房、设备和人力资本等的获取与配置上。企业复工，如同开办一个新企业，需要足够的时间。当生产受到负面冲击时，恢复的时间就需要更长。时间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首先，企业在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停工停业，这就导致企业没有收入来源。一方面，企业面临短期亏损，之前购买或租赁生产要素发生的现金支出得不到弥补；另一方面，所购或租的生产要素无法转化成产品和劳务，而已生产的半成品和成品无法销售，这些导致企业的资金被占用。成本收不回来，资金继续占用，企业的财务吃紧，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准备，就很可能发生资金链的断裂。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企业停工的压力越大，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越高，企业破产的概率也就越高。企业如何才能获得维系生存的资金呢？对大企业来说，自有资金充裕，资产雄厚，能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源源不断的贷款，在对抗疫情影响方面能做到从容不迫。而对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特别是小企业，平时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就比较困难，更何况非常时期用来“续命”的贷款，更是难上加难。这就意味着在疫情冲击下，大企业的生存概率远大于中小企业，而小企业又是生存概率最低的那个群体。
其次，当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企业开始复工，又再一次面临新的困境。一是疫情期间的停工导致企业只出不进，复工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撑才能让企业正常运转，而企业此时正面临资金紧张的困难，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复工的进度就会受阻。二是企业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企业的产品可能是另一个企业的投入品。疫情是系统性冲击，所有企业都要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这就带来了一个复工难题，那就是终端企业会发现投入品供应不上，而中间企业会发现上游或者下游企业的复工节奏跟不上。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只要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复工迟缓。这种产业链对复工难度的放大效应会带来整体上复工的困难，这需要时间来慢慢调整。对大企业来说，如果出现产业链的协调问题，能等得起；而对中小企业来说，根本等不起。这就如同正等米下锅，米一时半会来不了，这锅自然也就只能摆放着。所以，看似小企业复工弹性最大，但实际上最困难，因为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最强，对抗产业链协调风险的能力最差。
最后，疫情改变了心态和预期。无论是劳动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会根据疫情期间的信息来做出以后的决策。疫情期间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事实，一是不同地区针对疫情的反应差异非常明显，有些地区反应迅速，应对得体；而另一些地区则反映迟缓，应对差强人意。这种针对疫情反应的差异对生产要素来说就是一种信号，代表了不同地区治理水平的差异，这就会影响到劳动力和投资者对工作和投资环境的评价。反应快且应对得当的地区治理水平高，在未来吸引劳动力和资本方面就可能具有优势。二是疫情改变了社会距离和社会交往的方式，人们开始重新评估网络的积极作用，更多地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工作和生活的目标。随着社会距离的拉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必将随之改变。过去爱扎堆的生活模式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集中办公的工作模式会得到改进。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工智能有可能会飞跃式发展。在这些心态和预期的改变下，传统生活和工作模式都将逐步演变，新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将逐步形成。这会促使企业的更新换代，老式企业会逐步减少，并终将被新式企业所替代。对那些在位企业来说，只有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才能适应这些变化趋势。
由于疫情冲击大幅度提升了小企业的破产风险，同时也大幅度增加了小企业的复工难度，当社会和市场的心态发生改变时，小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顺势改变，而未来新的小企业的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假如没有恰当的政策支持小企业的话，在疫情冲击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小企业的死亡率远大于出生率的情形。这种结果不仅仅影响宏观总产出和就业水平，更麻烦的是，这种情形的出现会带来巨大的负外部性。第一，小企业一直是吸收劳动力的主力军，一旦小企业的净出生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持续下降，且为负，必然会导致劳动市场上的劳动需求持续下降。很多人因此找不到工作，也就没有收入，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家庭的收入，对社会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第二，小企业死亡率的上升导致失业者没有收入，从业者收入下降，相应的在宏观上就会导致消费需求不旺，那么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就异常困难。第三，当小企业死亡率上升时，市场上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就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进一步加大产业链的协调难度。小企业死亡率上升带来的这些负外部性让宏观经济的复苏之路面临挑战。
伸出助推之手，疏解小企业之困
疫情冲击对不同的经济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存在某些共性。首先，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不得不关闭停业，即便是暂时性的。暂时性停业意味着一段时间没有收入，企业就只能靠自有资金维持日常支出。当自有资金不足时，这些企业就只能彻底关门。其次，企业停业带来大量的劳动力暂时离开劳动市场，无法工作自然就没有收入来源。这会带来一系列的负外部性，从而影响到整体经济的供求两个方面。最后，小企业普遍面临资金压力，资金链紧张，大多数小企业都难以凭借自身的自有资金撑过数个月。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我国的小企业还是国外的小企业，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注入，疫情过后，可能会迎来倒闭潮。
让小企业活下来，是当务之急。这是因为小企业的存活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复苏，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针对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压力，直接的政策就是给企业减负，或者给企业输血。减负就是降低企业的社保负担和税费负担；输血就是给企业针对性的补贴。这些方面很多地区已经开始实施相应的政策方案。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通过工资和租金补贴来给企业输血；通过缓缴税、减税减费、降低社保费用等来减轻企业支出压力。两头施策确保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但在救助中小企业时，是采取市场导向的救助还是“一刀切”的救助？这个问题被淡化了。疫情冲击之下，小企业普遍存活难，复工难。但这里面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一类企业是存活难、复工易、技术门槛低的轻资产行业。比如餐饮业和家政等服务业。这些企业疫情期间面临需求的突然消失，以及特定时期的管制政策，只能暂时性的关闭营业场所。一旦疫情得到良好控制，需求恢复，这些企业很快就能复工。即便部分企业可能实在缺乏现金流无法生存，但新企业进入非常容易，何况部分企业的退出并不会影响整个行业和产业链，这类企业带来的负外部性较小。一些企业通过发展线上业务，已经提前复工。针对这类企业，就不需要特定的救助，而是给予助推之手，即通过信息推送、程序简化和用工培训等方面的助推，来帮助这些企业快速复工。
第二类企业是存活难、复工难、技术门槛低的行业，也就是大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通常资产重，资金占用大，同时自身所在行业边际利润率低，现金流紧张。试图通过自身现金流来维系日常支出已经比较困难，更何况还需要资产空置很长时间。这类企业的复工也存在难度。一来工人回岗需要时间，而且疫情改变预期，原先的工人未必愿意回到工厂上班，这就会导致劳动力紧缺。二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受制于上下游企业，属于产业链上的弱小者，谈判力弱。在复工期间，必然也是属于风险转嫁的对象。这就意味着这类企业即便开工，资金回笼的周期也会长于大企业。但这类企业又非常重要，因为是就业大户，一旦出现大面积关闭，会给劳动市场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宏观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就无法夯实。针对这类企业，地方政府应该采取普惠政策，从输血与减负两端入手，尽可能保证其存活，直到这些企业恢复正常的生产循环。
第三类企业是存活易、复工易、但技术门槛高的轻资产行业，比如一些设计、游戏和在线教育等行业。这些企业所面临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只要疫情得到控制，需求复苏，企业可以迅速投入到生产中。甚至疫情期间这类行业反而需求上升，像在线教育、游戏等行业都是如此。这类企业由于技术门槛高，通常依赖核心技术人员，只要需求存在，这些技术人员就可以通过在线居家办公的形式完成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针对这类企业，地方政府无需输血，只需要通过适当减负，并改进当地的软环境，就可以激励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
第四类企业是存活难、复工难、且技术门槛高的重资产行业，比如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这类企业原本就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日常支出压力大，虽然产品和服务的边际利润率高，但在疫情的冲击下，不得不停工停业，资金无法回笼，自有资金很难维系企业的生存。复工时，这类企业由于规模小，虽然具有一定的谈判力，但毕竟受制于客户，资金的回笼周期在产业链中也处于劣势。资金约束会导致这类企业复工非常困难，而技术门槛高会导致新企业进入也非常困难。这就意味着一旦这类企业关闭，所在行业和产业链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受到严重影响，负外部性非常大，理应成为地方政府重点救助对象。针对这类企业就不仅仅是输血减负，更重要地在于，地方政府还需要通过鼓励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机构对这些企业直接投资，或者地方政府利用平台成立产业基金，直接对这类企业进行投资，通过市场来实施救助。同时，做到制度建设，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相应的系统性补贴措施，构建地方人才引进和培训的“蓄水池”，为这些企业打造良好的人力资源平台。
小企业难，难在“小”。规模小风险就大，抗负面冲击的能力就弱。成本和现金流是两大关键约束。成本可以通过输血减负来有效降低，而现金流则很难通过外来资金来弥补。小企业的高风险特征很难受到传统商业银行的青睐，只能通过金融市场来打通直接与间接融资的渠道，为这些企业提供好的市场环境。市场导向的救助才是根本，不能搞“一刀切”似的行政式救助。疫情冲击会导致税基虚弱，财力有限，普惠制救助无法真正有效实现经济复苏。不如结合产业升级和创新，重点救助身处困境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让其存活。同时，加快地方的市场化建设，通过完善的市场和治理现代化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稳定预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Bartik, Alexander W., Marianne Bertrand, Zo? B. Cullen, Edward L.
Glaeser, Michael Luca, and Christopher T. Stanton, 2020, “How Are Small
Businesses Adjusting to COVID-19? Early Evidence from a Survey”，NBER Working Paper No. 26989.
②李辉文、金泉等：《疫情冲击下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困境、对策与希望》，澎湃新闻，2020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