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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摘要】唐前期的乡官由耆老、里正、村正、坊正组成，乡政实际由里正负责，这些人员均由县司选任。唐后期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其特征是乡官由众人推举，均由富户充任，采取轮差制的方式，遂成为一种职役。职役制为五代、两宋所沿袭，并且越来越成熟。
【关键词】乡官制 里正 职役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自汉代以来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均由所谓乡官管理，尽管在隋唐时期也有乡族势力参与到乡里事务的管理中来，但乡官才是政府任命的正式管理人员，名正言顺。何谓乡官呢？元代学者马端临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乡官就是指其中的乡长、里正，他们在唐代属于九品之外的流外吏职。从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变，发生在唐后期，至宋代遂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
乡官的选任与职能
唐代乡里制度的基本情况是：每五百户为一乡，每百户为一里，乡置乡长一人、佐两人，每里置里正一人。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只是一个约数，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整齐划一。贞观十五年（641）废去乡长之职，另置耆老一人，主要负有礼仪教化之责，而司法之权收归县司。没有了乡长的乡一级机构其性质如何呢？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乡只是名义上的基层组织，实际并不存在，只有里才是真正的基层政权机构。另一种意见认为乡与里均是县以下的两级基层机构，二者是上下级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里是县以下乡村社会的中心，虽然乡仍然存在，但已经虚化了。但是从文献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看，乡自始至终都是实际存在的一级实体组织，其作为户口统计与赋役派发单位的地位始终未变，而主持乡一级工作的则是里正，一乡之务由五个里正共同负责，因此说唐代的乡已经虚化或者不存在了，都是不准确的。成书于开元时期的《唐六典》卷一记载说：“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符”是中央下达地方的公文，可见这种公文是逐级传达的，一直下到最基层的乡一级。县里的公文也是下到乡，而不是里，白居易说“县帖乡，乡差所由”。所谓“帖”是县司颁下的公文，也是只到乡一级，不过执行者却是里正而已。敦煌文书中有“乡头”的称呼，王梵志诗云：“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这里所谓“乡头”“五里官”，均指里正。这是唐代乡里制的一个突出特点。
乡里之外还存在村坊的组织，其就是一种聚落单位，在城市中称坊，在田野者称村。坊有坊正，村有村正，在其中居住的民户分为坊郭户和乡村居民户。关于里正、坊正、村正的选任，杜佑《通典》卷三有详细的记载，基本意思是：这些人员皆由县司负责任命。里正选勋官六品以下或白丁清平强干者充任，满足了里正的选任后，其余人员充村正坊正之任。如果本里没有合适人选，可以到邻里取白丁充任。区别在于里正可以从邻里简选，而村正则必须在本村选任，原因就在于里正属于行政性的胥吏，可以在不同的里居住，而村正则是聚居区的负责人，必须居住本村内，否则就无法履行管理本村事务的职责。
唐代里正的职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登录民户家庭人口；二是督促农户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三是捕捉盗贼，维护治安；四是催督赋税徭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条，这是其职能的核心。赋税征收皆有定额，比较清楚，而课役则比较复杂。在唐代里正催督课役的依据，就是差科簿，从天一阁发现的《天圣令》看，差科簿由各县根据丁中多少、贫富情况以及人户强弱，分为九等编制而成，凡课役据簿而征。其征发原则是，“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豫差科。”后一句是说里正只能据簿差科派役，而不能随便变更差科簿，以防止其上下其手。里正不仅仅在乡里办公，还要轮流到县司上值当差。
坊正与村正的职责大体相同，前者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由于城市中的坊是一个封闭的居住空间，坊门每天定期启闭，故掌握管钥与督察奸非，都体现的是保安职责。史籍中说村正“掌同坊正”，其实除了维护治安的职责外，其还负有一些其他职责，如帮助里正催督赋役，组织互助组织，兴办村学，举办村社宴乐等社会活动。唐后期村正在乡村中作用显得愈加重要，而里正主要职能则集中到乡的事务上。
此外，在里正之下还有邻保组织，所谓“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意思是每户人家以相邻的四家为邻，加上自家正好五家，构成一保，因此又称为“伍”或者“伍保”。这样的话，一个里中大约有二十个保的村民小组。设置邻保的目的有二：一是相互监督，维护治安。如果发现奸人要及时报告，本保之人如有逃亡，有追逃的责任，并负责报告邑吏或里正。如果发生刑事案件，被害之家与同保人家要报告主司，这种主司唐律中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坊正、村正、里正以上”。二是分摊逃户赋税的责任。唐朝《户令》规定：有人户逃亡时，邻保追访，如果三年仍不回归，将其土地归公，户籍除去。在此期间，由邻保近亲代输租税庸调。如果是本户内有人丁逃亡者，则由本户内其他人代输。有唐一代，通过这一套严密的社会基层组织，保证了赋税、徭役的征发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
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的原因
唐代的这一套乡官制度从建立之初就存在一个矛盾，即中央政府既要利用其控制人民，保证赋役的足额征发，又要防止其利用手中的权力鱼肉百姓。差科簿的出现就是为了限制乡官在课役时上下其手，把负担转稼到贫弱民户身上。这一制度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即每年派遣役夫时，由州向县司，县司又向乡颁下文帖，规定需要征发的丁夫数量与种类，至于派什么人服役则是里正说了算，致使其有了转嫁负担的空间。此外，还有王梵志诗所说的“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的情况，导致有钱的富户不承担差役，贫弱之户则不堪重负。于是在唐后期一些地方官自制了所谓“板簿”，即差役名簿，不分贫富，轮流差派，应役人丁每年不能超过两次差派。刺史、县令根据“板簿”直接差点，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颁下文帖，从而杜绝了里正、村正从中做手脚，保证派役的公正与公平。大中九年（855），唐宣宗颁诏规定：每县根据人户贫弱及徭役的轻重，制定差科簿，然后送刺史审核完毕后，再交县司保管，“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这样就把这一做法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唐后期社会动荡，农户逃亡严重，导致充役人力不足，按照唐律的规定，人户流亡，夫役不充，里正是要受到法律罚处的，从而使里正等乡官由香饽饽变成了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苦差事。
唐代乡村豪强势力很大，即使在盛唐时期也存在豪强抗拒应役的现象，如敦煌文书《唐开元二十四年九月岐州郿县尉□勋牒判集》中，就记载了豪强无理抵制里正派役的一个案例。甚至还出现过豪强殴打弱势里正的案例，导致里正只能向官府投诉以求得保护。唐后期随着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局势愈来愈严重，政府对乡村控制的松弛以及乡族势力对乡村管理的渗透，此类情况越来越多，这也是导致乡官不易当的一个原因。
唐代的乡官是没有俸禄的，但是由于可以免役，再加上有一些权力，故在唐前期人们还是乐于承担的。唐朝为了保证赋税的足额征收，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欠赋税必须由乡官赔偿。王梵志诗云：“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倍（赔）。”所谓村头就是村正，说明村正也有督催赋税的负任。由于有人不愿承担赋税，殴打了里正、村正，扭送官府后，虽然有所惩罚，但所欠租调还是要乡官赔偿的。诗中所谓“明府”，就是指县令。这还是唐前期的情况。唐后期民户逃亡严重，所欠赋税越来越多，但这一机制并无改变，遂导致许多乡官破产，均视任乡官为危途。再加上官府有许多额外的需求，都需要乡官承办，也使人们不愿再充任此职。马端临亦指出：“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户役就是职役，说明在人们纷纷设法逃避充任乡官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改行职役制。
职役制的出现与逐渐成熟
从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发生于何时？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面已经论及，乡官是由官府选任的，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人们纷纷设法逃避，《新唐书》卷一一二载：以往“佐史、里正每一员阙，拟者十人，今当选者亡匿以免。”这种由热变冷的现象，早在唐中期就已存在了，但由于社会尚较稳定，土地兼并尚不严重，还不足以动摇这种制度的稳定性。两税法实施后，土地兼并加快，贫富分化严重，所以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颁敕规定：根据贫富等第科差，不再以旧籍帐（户籍）为准。这些大都指差役的派征，如押送官物、主典府库、掌管邮传等，虽然也属于职役制的内容，但并非指充任乡官之职。
职役制对原有的乡官制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轮差制与推举制的实施上，即由官府任命乡官向由众人推举、定期轮换制转变。其实早在唐前期选任里正、村正时，就取勋官六品以下以及白丁清平强平者充任，与后来从富户中推举，就任职者的身份而言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获任的方式不同而已。乡官赴县衙上值当差，也具有后世职役的性质。但是职役制在乡官选任方面的实施，却是直到唐后期才出现的，至五代时期已经相当普遍了。据《五代会要》卷二五载，后唐长兴二年（931）六月敕：“委诸道观察使属县，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者。”这种变化十分明显，其村长已从原来由县司任命，一变为由村民共议推举，但是同样还要承担替贫弱者代缴赋税的义务。到后周时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关于其详情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有记载，后周显德五年（958）十月诏曰：全国各州县的乡村，每百户组成一团，每团选出三大户作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这三大户仍然是推选出来的，并且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如果民田有所欠收，则三大户均摊赋税。还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耆长的任期为三年，任期满后则要重新推举，也就是说，每三年轮差一次。唐代里正、村正的任期通常为十年，甚至有长期不得卸任的。
之所以要实行轮差的办法，原因就在于尽管充任村官者均为富户豪民，但由于这种差役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贫弱户所欠的赋税实际上都转嫁到了他们头上，为了避免富户因此而破产，轮流应差便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如果欠税一时补充不上，后唐时规定欠十分之三者，州县相关官员罚钱或者停官，而里正、村长、耆长、孔目、书手等各判二年徒刑，仍配重役。周行逢在湖南任武平节度使时，其妻邓氏在家率僮仆从事耕作，并按时缴纳赋税，行逢屡劝，邓氏不听，并说你难道不记得当年任里正时，代人输税以免楚挞吗？可见即使实行了职役制，乡里之职仍然被视为危途，这也是实行轮差制的一个原因。
五代时期的乡里之职并非仅限于以上所述，马端临说：“国初循旧制”，衙前之职掌管官物，即掌管府库和运送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既然是遵循旧制，显然是指五代之制。可知这一时期乡里之职的分工更加明确，所设职务也更加繁多，其中户长是里正的助手，乡书手掌管本乡的文书簿账，所有这些职务都是由“乡户等第差充”的。
从目前所见的资料看，职役制成熟时期是在宋代。北宋时期基本沿袭五代之制，只是明确规定充任里正的，为五等户中的第一等，任户长为第二等，耆长由第一等或第二等充任，壮丁与弓手只能由第四、第五等充任。南宋时由于保甲制的推行，保、甲逐渐代替原来的乡、里，而成为最基层的一级组织，代替耆长、户长的是都保的正副保长。
乡官制与职役制的性质不同，前者虽然处在统治阶层中的最下层，但却是“官”，是所谓役民者。马端临说：“天子之与里胥，其贵贱虽不侔，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意思是说皇帝与乡官虽然地位相差悬殊，从“长人之责”的角度看，则是一样的。实行职役制后的乡官，虽然仍有掌管乡里事务的权力，由于实行了户差轮流制，于是其身份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具备“官”的性质了。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职役制是内容丰富、包罗甚广的一种制度，大体上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州县役，一类是乡役。前者发端于唐中期，后者则晚一些，应该出现于唐末五代，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后一类。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②[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