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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摘要】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反智主义的影响可以发现，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政治基础。反智主义表面上是反知识，本质却是反精英、反理性、反权威和反建制。美国反智主义是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一种直接反映，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变种；其回潮和大量现实存在与某些政客的炒作不无关系。美国反智主义是美国“充分的民主社会”的自然反应和必然产物，也是美国当代思想困境的直接体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恍惚和迷茫。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 反智主义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反智主义表现与世人印象中世界领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健全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疫情发生初期，特朗普总统就“乐观”地认为，“这是流感不是病毒，很快就会过去”“我最懂病毒”“美国情况不会很严重”“你死掉的概率很低”，并在推特上赞同“疫苗无用论”。于是，很多美国民众拒绝戴口罩，歧视戴口罩的人，抵制隔离，甚至进行反对隔离的游行示威（在密歇根等12州）。更为惊世骇俗的是，2020年4月23日，特朗普在白宫简报会上发表“紫外线照射人体或注射消毒剂治新冠肺炎”的荒唐言论，而有的民众竟然也深信不疑甚至亲自尝试，以至于州政府、消毒液厂商和医生不得不连夜发表声明，警告人们不能直接喝或者注射消毒液和漂白剂。美国牧师肯尼思·科普兰居然在电视节目中“现场做法”，驱赶新冠病毒，一些人竟然信以为真。从这些颇为荒诞的新闻及“病毒人造说”“病毒人为传播说”“5G传播病毒”等与科学严重背离的言论可窥美国反智主义影响之一斑——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政治基础。
反智主义的内涵
反智主义，也称反智论，或反智识主义，它不是一套学说、思想理论，而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这是当代世界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尊君卑臣的君权政治传统导致了反智政治的出现。1911年，激进分子约翰·斯帕格最先在其代表作《当代社会主义侧记》中使用“反智主义”这个表述，强烈呼吁革命不应由一帮热衷理论的“臭知识分子”领导，而应由无产者担任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坚决反对“臭知识分子”窃取无产者的革命领导权。他用“臭知识分子”的代称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蔑视。1962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出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随后，反智主义这一概念逐渐流行起来。霍夫斯塔特认为，“反智主义就是人们对用‘头脑’生活和那些代表着这种生活的人的憎恨和怀疑，以及总是贬低此种生活价值的倾向”。霍夫斯塔特以美国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为研究背景，揭示了美国社会中轻视、蔑视乃至嘲弄、抵制知识本身、知识分子阶层和知识理性的反叛现象，细致梳理了造成这一社会现象普遍存在的历史渊源，剖析了这种态度与思想倾向同“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的”相互对立的内在动因与外部影响因素，试图警醒人们高度关注并警惕美国文化传统中所隐含的“反智”倾向及其危害。此后，对反智主义的研究和关注逐渐增多，不同研究者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宗教学等不同研究视角对反智主义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总体上看，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反智主义是对美国社会危机的“应急反应”，是美国社会政治演进的重要标志和风向标
美国反智主义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当第一批清教徒移民从欧洲抵达北美大陆后，反智倾向就已经初步显露，具体表现在清教徒对欧洲正统教会宗教等级制度的反抗和信仰排斥，体现了他们追求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天然理想及教育公平的民主冲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反智主义的历史比美国的民族认同更加古老。
实际上，18世纪后期，美国就已经存在反智运动，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政治家在竞选总统时，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19世纪，美国反智主义已经根深蒂固，且大行其道。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知识越多越有害”，对把持知识的“只动脑不动手”的知识精英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美国都或多或少地涌现出一些轻视乃至嘲弄知识理性的社会现象或现实倾向。
反智主义的真正集中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以反共、排外为主旨，以秘密监控和政治调查为主要手段，将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善意批评污蔑为通共或共产主义的渗透，对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残酷的打压，社会进步和民主进步的倾向被严重削弱，对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美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且危险的阶级鸿沟和心理鸿沟。这一时期，绵延不断的政治动乱和教育公平争论使反智主义成为一个评价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众价值倾向的常用核心词汇。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进入民权时期与越战时期。这一时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复杂与活跃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被掩盖的国内社会矛盾、冲突与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频繁地爆发了，如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性别解放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新左派学生运动、新军国主义抬头等。二战后极大丰富的社会物质条件以及越南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社会形成了“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个人英雄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反主流文化等思潮盛极一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跨掉的一代”“嬉皮士”等，反智是其主要表现之一。冷战后，美国公立教育更加重视“快乐教育”“鼓励教育”，鼓励学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真我等，使得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盲目自信的氛围，特别是年轻人，往往以做“蠢事”来显示自我与特立独行，通过疯狂的举动来哗众取宠，并以此为荣。
20世纪90年代，追求卓越、高雅、精致的精英文化被粗俗与平庸的大众文化代替，自由教育逐步退化，教育越来越显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主张贬低现代文明、崇尚低智商和回归原始的反智主义回潮，自诩为“蛋头”“呆子”竟成为一种很炫酷的流行时尚，好莱坞推出的《阿甘正传》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反智主义思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美国的瓦斯普（WASP）主流文化影响力下降，涉及移民、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迅猛崛起，个人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威形成巨大冲击，传统民族主义观念日益强化膨胀，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滋长蔓延，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右翼政治崛起……都为反智主义的再次大行其道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由此看来，反智主义与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潮、社会变革及社会运动的变化密切相关。每当美国社会遭遇政治危机、价值危机时，反智主义便如影随形，悄然而至。可以说，反智主义是对美国社会危机的“应急反应”，是美国社会政治演进的重要标志和风向标。
反智主义表面上是反知识，本质却是反精英、反理性、反权威和反建制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智能化社会与低智商社会并存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实现了工业生产、交通、医疗卫生以及日常生活的智能化；另一方面是出现了低智商社会及部分社会人群“集体智商衰退”现象。一些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美德，部分社会群体缺失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现实生活中的伪科学、假新闻、垃圾思想和出尔反尔行为屡见不鲜，如果放任其发展，美国社会有可能陷入心智钝化、低俗化的困境。譬如，美国人对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存有争议，他们对疫苗作用的怀疑一直都存在。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们对疫苗作用的质疑更多了。这表明，反智主义在美国的确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基础。反智主义蕴含着反精英、反理性、反权威、反建制的社会情绪表达，即通过反智，反对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等特权阶级、社会权威的统治或操控，其本质旨在揭露精英主义“崇拜人民”的政治谎言，表达对社会不平等和专制主义的不满，宣告拥有直接表达意志的天然权利，传达反对极权压迫、打破社会阶层隔阂、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美好愿望，渴望冲破精英阶层垄断、控制知识和财富藩篱的真实呼声，以及重塑并回归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热切期盼。反智主义反映了美国国内社会政治思潮中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的兴起，凸显了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对立态势的尖锐化。
美国反智主义的表现形态各种各样，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教育的、哲学的、宗教的、思维方式的、生活方式的，等等，具体而言，主要有四种现实体现。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普通民众对所谓政治精英错误言论或脱离实际行为的嘲弄与反抗；在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所谓高智商人士自大夸耀行为的反感与蔑视；在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偏概全、恶意揣测所有的“知识”，反对空泛、无实际应用价值的知识学习，倡导“读书无用论”；在思维方式与沟通方式方面，主要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追求标新立异与惊世骇俗，力求以与众不同或特立独行来显示自我、标榜自我，走极端路线，用情绪代替思考，甚至有时不惜以做蠢事来炫耀自己。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由于一些科学研究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党派或利益集团等影响因素，所以一些反智主义现象反映着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和争斗，并非真正出于反科学或反智的目的。
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评价
现今美国支持反智主义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具体来说，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反智的重要外部因素。在有反智主义倾向的社会人群中，受教育程度低的要明显多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越是教学质量低的公立学校，这种情况就越严重。从职业分布来看，从事体力劳动、一般性服务业等低收入群体的反智倾向要明显多于从事高收入人群的反智倾向。从宗教信仰来看，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势力以“重建基督教美国”为理想，对特朗普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构成了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真正的选民基础。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相较于其他教派具有更明显的反智倾向。此外，反智倾向受年龄层次和种族因素影响不大，总体上没有明显的年龄阶段和种族差异分布关联特征，各年龄层次、各种族都有涉及。
反智主义是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一种直接反映，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变种。2016年，政治素人特朗普战胜思路清晰、逻辑缜密、政策一致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是美国社会反智主义取得胜利的标志性事件。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这些人认为全球化和精英阶层把控的现行体制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现实存在感，使他们失去了工作岗位、减少了工作收入、降低了社会地位，而且也限制和剥夺了他们子女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他们的美国梦被碾压得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从整体上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精英主导感到绝望，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被遗忘、被抛弃、失落、焦虑甚至恐惧等情绪。因此，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反全球化、反精英、反权威、反现行体制的竞选政策主张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不管特朗普是否能够重振美国经济，是否能够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他们在价值认同上都认定特朗普是“白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因此成为特朗普坚定的基础选民和支持者。特朗普上台执政后蔑视国际秩序、无视国际规则、随意“退群”，这些行为不仅对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和国家间关系形成巨大冲击，也给全球治理和美国的国家治理造成诸多混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甚至对特朗普进行了尖锐批评——特朗普把美国变成了“流氓超级大国”。然而，特朗普这种 “有什么说什么”的直率执政风格（有别于传统政客）不仅没有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感，反而得到诸多民众的有力支持。截至目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8月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48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5万例。15万这个数字已经高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军人的总和。美国正在以牺牲最没有话语权的老、弱、病、残和少数族裔民众的生命为代价，实现其摆脱经济困境和“再次伟大”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美国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回潮自食其果的“合理代价”。
美国反智主义的回潮和大量现实存在与某些政客的炒作不无关系。一些政客为了赢得选举或满足利益集团需要，或一味迎合选民的认知诉求，或通过政治炒作博取更多选民的关注和支持，或故意制造一些类似于“政治正确”的社会舆论。这些笼络选民的无良炒作和低俗的投其所好助涨了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泛滥，无形中扩大了反智主义的影响。三年多来，特朗普为迎合底层支持者频频作出反智主义表演，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但是，对反智主义对美国政治和大选的影响不宜高估，因为持反智主义态度的这类群体内部政治观点并不一致，支持的候选人也不一样，比如中部农业区和锈带州可能更支持特朗普。
反智主义是美国“充分的民主社会”的自然反应和必然产物，因为美国的民主自由和多元文化主义让各种声音同时存在。反智主义不是美国社会的传统，而是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思潮，是美国社会思潮中的一股暗流。应正确、理性认识反智主义：对其在美国社会的广泛存在，既不必过于惊诧也不必过度担心，对其影响既不可高估也不能忽视。其实，美国社会对反智主义并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对反智倾向的社会人群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划分，也少有针对这类人群的社会评价，但反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确存在，它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引发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交锋，却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反智主义往往在美国社会分化日趋明显、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之时，在社交媒体对民意的激化之下，与民粹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互裹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倾向及现象中，我们可以分析研判美国社会阶层的心理变化，剖析影响美国国家与社会变革的内外因素，前瞻性预测美国社会的发展走向。
反智主义是美国当代思想困境的直接体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恍惚和迷茫。独立学者、演说家苏珊·雅各比在《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中，向美国人发出警告：反智与非理性只会使美国人越来越愚蠢，知道得越来越少。其实，在美国极端政治不断出现、“美国反对美国”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情况下，美国社会的这种反智倾向不仅没有带来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回归，没有在破与立的矛盾中重建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反而越来越偏离正常的反精英、反传统、反理性的轨道，越来越趋向于粗俗、愚昧、极端、保守的一面，越来越与通过反智变相保持社会原创性、强化西方自由民主自我纠错能力的初衷相背离；不仅没有促进美国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推动美国新一轮的国家转型，反而对美国民主政治构成了威胁，为美国政党政治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反智主义思潮被无良政客利用和煽动，进而造成美国国内思想进一步分化、社会进一步撕裂、右翼排外倾向进一步加剧；同时，也应对这一社会思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外溢效应保持高度警觉，竭力避免因美国集体认知的偏执而造成整个世界的动荡、引发全球秩序的混乱，进而影响并贻害世界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输出运行机制与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BGJ05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Vintage Books, 1963.
③吴稼祥：《反智主义的陷阱》，《教书育人》，2009年第9期。
④［美］苏珊·雅各比著，曹聿非译：《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