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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源探究

肖立辉 石东伟 《 人民论坛 》(

    核心提示: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对抗击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保障,实现了抗疫的“中国之治”。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形成,并非仅仅源自于国家某个方面的优越性,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协调的基础上得以形成。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与执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治理机制、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动员、集体主义道德观和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撑等是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源所在。

    【摘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对抗击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保障,实现了抗疫的“中国之治”。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形成,并非仅仅源自于国家某个方面的优越性,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协调的基础上得以形成。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与执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治理机制、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动员、集体主义道德观和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撑等是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集中力量办大事 制度优势 公有制 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新冠肺炎疫情因其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征迅速席卷全球,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考验。然而,在同样的考验面前不同的国家却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绩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对抗击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保障,实现了抗疫的“中国之治”。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智慧结晶。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形成,并非仅仅源自于国家某个方面的优越性,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协调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

    民主集中制下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发挥离不开科学的决策。要保证科学的决策部署,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吸收多方面的意见和诉求,使决策更具有科学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可以使党保持对全局的把控,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各决策相关方因利益、观点的冲突而出现议而不决、久议无果的情况,以至于错过最佳的治理时机。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和政府一方面尊重专家的意见,运用集体的智慧对疫情的形势进行研判,作出合理部署;另一方面也对疫情防控进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保证了决策的效率。正是在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中央高效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抓住了疫情防控的有利时机,对集中力量进行患者救治、物资调配做好安排,并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部署,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好了顶层设计。反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缺乏民主集中制的保障,在面对疫情时陷入了推诿扯皮、甩锅避责的内耗当中,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造成了疫情失控的局面。

    单一制结构下灵活有效的治理机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中体制,既来自于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也来自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集中。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单一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国家的权力相对集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中央的统筹,强调改革的衔接与联动。中央有足够的权威来集中地方的权力、资源,同时注重发挥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这种制度安排和结构配置的必然结果就是:我国的治理体系既能通过常态下的权力分工更好地开展日常治理活动,又能在党领导办“大事”时迅速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动员,在横向上形成不同部门间的治理合力,在纵向上保持自上而下畅通贯穿的高效执行力,从而推动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在横向层面,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医疗等各机构和职能部门围绕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自身职能,贡献应有力量,从食品供应到交通管制,从治安保障到医疗救助,整合的治理体系在方方面面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纵向层面,中央的决策部署下达以后,省、市、县、乡、村(社区)认真领会精神和传达指示,并通过有效的动员、执行和激励机制,层层抓贯彻,保证了决策部署的落实。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这种制度安排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们强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强调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从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角度来看,我们把国有经济作为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可靠力量,一方面,国有经济可以更直接和迅速地对资源进行整合,以较高的效率来完成“办大事”的目标;另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还能够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调动和集中全社会的经济力量,从而更好服务于治理目标。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采取紧缺抗疫物资的全世界采购、患者的免费医治等治理措施;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发挥公有制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抗击疫情的措施,如对转产国家急需的医疗物资的企业给予专项贷款支持、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或个人给予调整还款期限和还款方式的照顾、将铁路及民航免收退票费的范围扩展至全国,这些措施在私有制下难以做到。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医疗体系下,许多医务工作者临危受命,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而在市场化的医疗体制下,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医护人员相继出现“请病假”“辞职”行为,甚至出现了数千医护人员联署罢工的现象。

    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动员机制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一直以来,正是我们党始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传统,团结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力量汇集于所办的大事当中,我们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中依靠人民的力量,原因就在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国家集中力量所办的大事也必然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当然,利益一致只是汇集人民力量的前提和基础,要想充分发动人民的力量还需要进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和政府主要从思想和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动员,为疫情防控汇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在思想动员方面,政府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电视、报纸及社区等渠道向人民群众公布疫情情况、国家防控举措以及普及疫情日常防护科学知识,使人民群众能够在思想上重视疫情预防,自觉服从国家的防疫安排,并做到科学防护,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树立典型、讲述抗疫先进事迹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抗疫信心,消除了群众不必要的恐慌,安定了社会秩序,从而有利于集中力量战胜疫情。在资源动员方面,社会各界纷纷自发为抗疫提供各种资源支持,并参与志愿服务,大大缓解了早期抗疫中人力、物力、财力的紧张局面。

    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撑体系

    制度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运行的。当与文化环境相匹配时,制度就能产生较好的治理效能,反之,制度作用的发挥就会受到制约。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发挥,离不开集中人民的精神力量,也同样离不开与之匹配的文化支撑。比如,统一、服从、集中、秩序、规范等的思想意识,深深嵌入到中国人内心世界,由此形成了“定于一尊”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历史传承性就构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文化基础。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集体主义道德观,以及牺牲精神、奉献精神,激励着无数中国人投身到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抗疫斗争中,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精神依托,这也是全国上下能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抗疫的重要精神支撑。反观国外,由于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文化氛围,一些国家的公民在面对疫情时表现出了漫不经心和一盘散沙的状态,不顾疫情风险而去追求所谓“自由”,参加大型聚会,导致疫情蔓延失控。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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