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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标签化”把偶然事件当成必然，把孤立的事件进行“伪关联”，把特殊现象描绘成社会常态，把个别现象泛化到某个群体甚至行业，遮蔽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形成思维定势，其结果会加深偏见，引发冲突。通过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声音，平衡报道与信息多元化呈现，扩大流动机会与加强扩展性接触，建立协商对话机制等方式，破解舆论“标签化”。
【关键词】“标签化” 圈层化 “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标签化”是指人们将某个特定的事件或人物定型为一类事件或人物的认知现象。它根源于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是“个体在面临威胁性信息时潜意识地加以歪曲，以求得心理平衡，维护自我的某种思想或情感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在信息不确定的状况下，人们会本能地通过自身经验和记忆来对信息进行标签化处理，以简化认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我们节省对事件的认知过程，允许我们保持认知资源并向认知吝啬鬼那样一样行动”。
同时，“标签化”也是一种群体交流和圈层的方式，它体现了群体的共同思维，可以迅速圈定“敌友”，一旦有人使用违背标签符号的话语，往往会遭受群体围攻继而陷入“沉默的螺旋”困境。标签的使用映射了当下流变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标签符号的选择也反映了社会情境下的价值冲突，是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权衡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人们也在不断地创造和丰富新的标签作用方式。本文尝试探讨中国语境下的“标签化”现象，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破解路径。
网络时代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强弱关系，使原本被固化的强弱关系得以重构，产生了“逆向标签化”现象
传统意义上的“标签化”主要指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在言语行为上的轻慢或贬损，是一种情感、认知上的阶层偏见。借助网络技术的赋权，弱势群体由此实现了权力天平向自身的倾斜。由于在规模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弱势群体能够在网络上汇聚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舆论力量，对强势群体迅速“围观”，形成“倒逼”之势。
当前，一些人对强者的污名化和对弱者的美化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并且身份（官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警察与平民、城管与小贩、老师与学生、医生和病人等）对比越显著，“逆向标签化”越明显。当一人集“官员”“警察”“富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时，引发关注的可能性则更大；而若其身份偏离了人们的既定认知和想象，还可能被谣言附体，陷入冲突性、戏剧性的故事中。例如，在2019年重庆“帽子姐”事件中，保时捷女司机嚣张跋扈的言行及其丈夫的警察官员身份将一起普通的交通纠纷演变为舆论热点，此后，“帽子姐”作为一种标签符号深入人心。在更早的“我爸是李刚”事件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逆向标签化”现象。在肇事者李启铭大喊“我爸是李刚”后，舆论早早为其贴上“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并用谣言建构莫须有的身份和行为，“我爸是李刚”由此作为一种标签符号进入公众的集体记忆中。
除了直接采用既定的认知，人们在特定的公共事件中还常常通过二次创作进行逆向标签化。如果涉及强弱身份的对抗，人们会通过联想叠加的方式将相似议题重新挖掘出来，以证明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长期的社会问题所致，将该特定事件予以标签化。可见，在特定的公共事件中，众多网民往往会先入为主地将该事件与相似议题进行关联性联想，给事件贴上特定标签，构建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以网络流行语的方式沉淀于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标签在此充当了“弱者反抗的武器”，演变为一种社会抗争的策略。
反向化是逆向化的一种极端方式，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如果说，逆向标签化主要是对强者的污名，那么反向化则是对弱者的美化，甚至当弱者的行为已经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甚至触犯法律，公众也会选择性忽视，这反映了对主流价值观的背离。反向标签化折射出当下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公众关切多，需要解疑释惑的事情多。当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无法有效保障利益受损者的权利时，公众的负面情绪就会逐渐累加，形成负面的情感记忆和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此时，强者和弱者的形象都将被标签化和符号化，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公众关注的焦点往往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情绪的宣泄。弱者对强者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反抗，多被诠释为社会正义行为，产生“反向标签化”现象，这将进一步造成阶层割裂，导致底层暴力崇拜。
标签的圈层化刻画了不同的群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话语框架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个体将自我与特定群体建立某种心理联系后，会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圈层界限。个体所认同的群体被称为内群体，而其他群体被称为外群体，内、外群体之分呈现出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对群体内部选择正面信息传播的内群体偏好，群体成员往往看不到本群体的缺点和错误，即便看到了也可能进行外部归因，形成为本群体服务的归因偏差；与此相对，则经常对外部群体的缺点和失败进行内部归因。
标签的圈层化刻画了不同的群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话语框架，在现实中也时常会出现强弱框架相互借用的情形，如有学者使用“框架借用”概念对处于同一境况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类群体的维权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失地农民会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策略以建构自己的维权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会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中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现象。 还有的学者对知识群体的框架借用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知识群体处于“层中层”的尴尬境地，在维权时倾向于把自身标签为弱者身份，并借助底层框架形成身份与行为的反差以增强戏剧效果。
与草根型框架借用相反，有些事件呈现精英型框架借用现象，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2012年10月初，一段“民工工资讨薪新闻发布会”的视频在网络发布，视频中的发言人“苗翠花”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发布讨薪“檄文”，要求欠薪部门兑付工资。视频中“苗翠花”的任务是扮演发言人，照着预先写好的讨薪稿念，另一位农民工扮演“讨薪社记者”，“讨薪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舆论关注。诸如此类的事件“在视觉形式上打破了我们经验系统中关于新闻事实的原初想象，颠覆了原有经验系统中符号构成及其认知框架，同时赋予了画面一种强大的戏剧性内涵，因而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觉‘刺点’”。
打破“标签化”认知
首先，权威部门应第一时间发声，缩小随意命名的空间。在突发事件中，对话语和意义的争夺首要表现在对身份、地域、行为特征等方面的命名，命名权一旦被确立，也就赋予了其特定意义。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部分外国媒体和某些国家领导人将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将中国与病毒源头联系起来，这种将病毒跟具体国家、地区“绑定”的行为，本质是把疫情进行污名化、政治化处理，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而“污名化其实比病毒更严重”。当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境外开始蔓延的时候，有些归国人员被标签化为“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上述言论和行为伤害了同胞感情，在此情形下，打破“标签化”的首要工作就是官方及时“发声”，阻止公众不必要的联想，尤其对以人名、地名、职业、族群等带有强烈偏见的命名方式进行纠偏。同时，“尽快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并将真相告知公众，在标签所形成的‘污名’没有被固化为刻板印象时，消除标签的影响，化解公众的疑虑，避免被演化成社会娱乐化元素和公众集体记忆”。
其次，平衡报道与多元化信息的呈现。有研究表明，在重大传染病暴发后，信息的自由流通更能缓解公众焦虑，据华盛顿大学Louis Kim教授等建立的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会相应减少33.5％。这意味着在突发事件中，信息流通是缓解公众焦虑的良方，信息堵塞反而容易引发公众不必要的猜忌，造成社会恐慌。这就要求媒体秉承专业化的报道精神，避免报道的情感化和片面化。避免偏见的产生，媒体在操作程序上要遵循一些标准化规范，如：避免先入为主，所有信息必须经过精心核查，在叙事时少用形容词和副词，多用数据和证据来陈述；避免自我道德化，煽动情感误导公众；要多角度进行平衡报道，让新闻中所有利害相关者都能得到确认，保证事件的各方代表或当事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在利益取向上，要避免“标题党”出现，不能明显偏袒某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除了大众媒体的平衡报道外，破除“标签化”还需信息的多元化呈现，避免“信息茧房”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标签化”是一种群体偏见，它容易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消失于多样化信息的良性互动中。在自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用户虽然获得了极大的信息搜索便利，但对信息的选择权容易被算法技术所左右，这将加强“圈层化效应”。有研究表明，对社交媒体的交流如果根据个人偏好和阶级属性建构，非但不会拓宽我们的交流范围，加深我们的理解，反而会强化既成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国外部分媒体和数据公司开展了系列“戳泡运动”，力图通过技术手段呈现多样化信息，还原客观真实的世界，如Allsides网站利用众包形式，呈现多样化的观点，让用户自主判断不同媒体的立场。此外，Allsides网站还创造性地建立了平衡词典，对有争议的词语提供不同的解释，让对立双方能够彼此了解相互的观点。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应完善现有的算法逻辑，既要有个性化推荐技术构建同类信息，也要向公众提供多样化的观点，并引导公众独立思考，避免陷入“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中。
再次，扩大社会流动机会与加强扩展性接触。标签化作为一种解构主流和对抗精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阶层矛盾引发的，如果缺乏足够的流动机会，会造成社会怨恨，产生仇官、仇富的情绪。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指出：“如果社会动员的力度过大，将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值，如果期望得不到满足，将会导致社会挫折感，如果缺乏足够的流动机会，将会导致底层情绪积压，一旦缺乏足够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就会引发政治不稳定。”亨廷顿的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启示：现代化国家由于社会动员的加速，公众期望很难得到满足，贫富悬殊现象在所难免，但是正常的社会应该提供足够开放而公平的阶层流动机会来缓解底层公众的不满，减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外，美国学者奥尔波特等人的实验研究发现：降低公众偏见、减少标签化使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所有人开放平等的社会机会，对话必须发生在拥有平等地位的两个群体之间，如果少数群体以低人一等的姿态与多数群体接触，可能会使少数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永久化。扩展接触和平等交流是减少群际割裂的有效方式，如果所属群体中有人在外群中有朋友，或者结交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朋友，这可以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打破圈层的刻板印象，从而增进理解，减少心理隔阂。因此，只有不断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从源头上缓解底层情绪，才能减少标签作为抗争符号产生的土壤。
最后，建立协商对话的机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除了在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声音，避免随意命名外，还需努力搭建公共平台，引导各种声音协商对话，打破圈层效应，这既可以优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公信力，也可以减少阶层隔阂，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打破“标签化”现象，治本之道在于完善公众的“四权”保障机制，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增强协商对话能力。事实上，只要引导得当，公众并不是带有偏见和恶意的“乌合之众”，而完全有可能在理性对话中形成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使得群体走出圈层标签和阶层偏见的泥潭，最终回到协商对话的轨道上来。
（作者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重大疫情中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TBWT-Z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梁秀清、黄希庭：《自我防卫机制的某些研究趋向》，《心理学探新》，2001年第2期。
②[英]理查德·克里斯普著，赵德雷、高明华译：《社会心理学精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黎相宜：《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社会》，2009年第6期。
④卿志军：《标签化：负面新闻对事件形象污名化的策略》，《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
⑤[英]詹姆斯·柯兰等著、何道宽译：《互联网的误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