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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制造业尤其是低中端制造业在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造业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在中国低中端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增加收入和成本增加的矛盾、产业升级与工人素质偏低的矛盾、严格管理与工人自由发展的矛盾等问题。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资本、技术、市场、人才的匹配，推进低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
【摘要】制造业尤其是低中端制造业在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造业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在中国低中端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增加收入和成本增加的矛盾、产业升级与工人素质偏低的矛盾、严格管理与工人自由发展的矛盾等问题。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资本、技术、市场、人才的匹配，推进低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制造业 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428 【文献标识码】A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比上月下降14.3%。同时，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企业复工率回升较快，生产经营活动有序恢复。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制造业占世界的比例跃居全球第一，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1990年中国制造业全球占比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为6.0%，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飙升到19.8%，居世界第一。①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统计，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3725亿美元，远超美国（20258亿）、日本（13184亿）和德国（8450亿）。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31%，也远高于美国（11%）、日本（21%）和德国（21%）。②这些数据凸显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队伍也迅速扩大，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成为产业工人（其中包含制造业）的主体。2018年，制造业就业农民工总数为8045万人，占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80%。国有和集体单位在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百分之一，私有和个体占近6成，以港澳台资和外资为主体的其他单位占4成。超过80%的制造业集中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到20%。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逐年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10%，超过GDP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本文将根据相关数据从就业农民工的角度讨论中国低中端制造业的规模、结构、变化趋势、现状以及遭遇的困境。
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规模、结构和变化
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规模有多大？其中，基本上从事低中端制造业劳动的农民工又有多少？他们的增长情况怎么样？详见表1。
注：1.制造业人数（万人）是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万人）与制造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万人）的总和，详情参见表2。2.由于统计局注“在2012年行业采用新的分类标准，与前期不可比”，故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在总人数中占比（%）呈现的是2013年至2018年情况。3.农民工总量（万人）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2009，2011-2018），并且二者相乘后得到各年的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人数（万人）。4.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在总人数中占比（%）=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人数（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万人）×100%。5.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的年增长率=（本期数-上期数）/上期数×100%。
从上表1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中国201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总量为9954万人。从2008年到201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增长，2016年是制造业就业人数的高峰，为10318万人。到2017年和201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相对2016年减少了就业人数364.5万人。其二，2018年，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农民工总数为8045万人，占制造业就业总数的80.82%。如果可以大体确认农民工从事的是中低端制造业的工作，那么，从就业人数的角度来看，中低端制造业占制造业份额至少有80%。其三，总体来看，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长，但无论是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还是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低中端制造业在萎缩。
表2呈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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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制造业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制造业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制造业其他单位就业人员。其中，其他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等。各统计值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网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由于统计局注“城镇单位数据不含私营单位”，并且统计局提供的乡村就业情况只分类为私营企业乡村就业人员和个体乡村就业人员。依据此全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合计=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制造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含城镇与乡村）。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其一，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逐年减少，2013年减少幅度非常大，2018年相对2017年减少幅度也很大。2018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仅为73.3万人，仅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0.74%；集体单位就业人数更少，仅为38.4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0.39%；两者相加仅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1.13%。其二，与国有和集体单位相反，私营和个体企业单位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就业人数逐年上升，到2018年为5775.8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58.02%。其三，从2008年到2014年，其他单位（主体为港澳台资和外资）的就业人数逐年上升，然后开始下降，到2018年就业人数为4066.5万人，占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为40.85%。
将上述数据归纳一下，制造业在不同性质单位的分布格局大体如下：国有和集体单位在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百分之一，私有和个体则占近6成，以港澳台资和外资为主体的其他单位占4成。制造业的地区分布怎么样呢？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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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1年和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全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全国农民工总数×全国制造业占比。东部地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输入地）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东部地区制造业占比，东部地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东部地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全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100%，中部和西部地区计算方法相同。
从2011年和2012年的情况来看，东中西部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的比例大约是80:11（12）：7。也就是说，超过80%的制造业集中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到20%。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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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6年仅针对珠三角农民工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086份；2010年针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民工进行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152份；2014年针对全国7省13市（区）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017份。
我们将以往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全国7省13市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有关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相关数据总结，详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与一般农民工相比较，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一般年龄更轻一些，女性更多一些，教育程度更高一些。
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的收支状况
在制造业工作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我们从如下方面进行分析。
工资和工资拖欠。工资收入是评估农民工生存状况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详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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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若有表格未注明数据来源，均为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
表5显示，从2011年到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收入逐年增长，从1920元增长到3732元，八年间，月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10.04%。而且，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的月收入仅低于交通运输（含仓储和邮政业）和建筑业，高于其他行业。2012-2018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年均增长率为7.1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为2.04%。显然，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超出了GDP的增长速度，更远远超出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
不过，当我们将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进行比较时，对比就较为强烈，详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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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计算说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2。
表6说明，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比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略低，但前者的工资仅为后者的56.75%，最高的2014年也刚刚超过60%，而2018年则降低至54.34%。
工资拖欠一直是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将相关数据总结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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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可以看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比例远低于建筑业，与交通运输业相当，但高于其他行业。总体来说，农民工工资拖欠比例是下降的。我们以往的调查表明，在珠三角，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例是很高的，2006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8.9%、5.6%和7.0%。
工作时间是评估农民工权益状况的重要指标。由于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缺乏分行业的劳动时间数据，我们使用自己的调查数据来予以说明，具体情况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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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8中可以看到，在2010年和2014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了6天，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了9小时。到2018年，工作时间有所下降，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开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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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是表现劳动关系正式化和法制化的重要形式。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具有重要意义，下表描述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从表9中可以看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的合同签订率在所有行业中是最高的，超过了50%。这表现了制造业劳动关系的正式化程度较高，劳动合同法在制造业落实较好。当然，尽管合同签订率较高，也只是相对而言，而且，还有近一半的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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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没有分行业，我们只能使用总体数据。
社会保险的购买率直接体现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从2009年到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在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上，逐年上升，但增长幅度缓慢。其中，工伤保险比例最高，2014年超过了三分之一（34.2%）；其次为医疗保险，2014年为22.1%；第三是养老保险，2014年为21.4%；第四是生育保险，2014年还不到十分之一（9.3%）；最后是住房公积金，仅为5.3%。横向比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的参保率则明显高过其他行业，尤其表现为2014年数据。
基本生活消费同样是反映农民工基本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表10显示，从2013年到2015年，农民工的月均生活消费支出接近和超过了1000元，其中东部地区更高一些。生活消费支出占了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
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面临的困境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低中端制造业就业规模在萎缩。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量为9954万人。从2008年起，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增长，到2016年达到顶点（10318万人），2017年和2018年则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农民工（主要从事低中端制造业工作）总数为8045万人，占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80%。总体来看，无论是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还是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低中端制造业在萎缩。
第二，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结构可以分为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和人口特征结构。就所有制结构来说，国有和集体单位在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百分之一，私有和个体占近6成，以港澳台资和外资为主体的其他单位占4成。就地区结构来说，东中西部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的比例大约是80:11（12）：7。超过80%的制造业集中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到20%。就人口特征结构来说，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一般年龄更轻一些，女性更多一些，教育程度更高一些。
第三，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工资收入达到3732元，仅低于交通运输（含仓储和邮政业）和建筑业，高于其他行业农民工收入。工资收入逐年增长，从2011年到2018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0%，超过了7.14%的GDP年均增长率，更远远超过了2%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但是，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略低，而且2018年仅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54%。
第四，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尽管比其他行业要好，但还存在较多问题，表现为：工作时间较长，每周一般工作6天，每天工作近9小时；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大约为50%；社会保障程度低，在五险一金中，参与工伤保险比例最高，但也仅有三分之一；医疗保险不到四分之一；养老保险刚过五分之一；生育保险不到十分之一；住房公积金仅为5%。
第五，在生活消费方面，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占了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
从以上结论出发，我们做进一步的讨论。
毫无疑问，制造业（主要是低中端制造业）在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促进企业发展。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个体、私有经济基本消失。改革开放后，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在制造业只能从低中端起步。其原因显而易见，低中端制造业技术门槛低，对工人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与此同时，最初珠三角引进外资也基本上集中于低中端的制造业。第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制造业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良多。当然，制造业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制造业还直接影响了地方经济增长。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凡是低中端制造业集聚的地区，经济发展就比较好。比如，顺德乐从的家具、中山古镇的灯具、东莞虎门的服装，等等。有研究表明，低中端制造业的集聚有助于创新和地方经济增长。还有研究表明，制造业对于城市发展平稳转型作用巨大。第三，促进就业。除了制造业本身所制造的就业岗位外，它还对服务业就业具有巨大的作用，学术界一般将这种作用称为“乘数效应”，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乘数效应”在中国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低中端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从与工人（农民工）的关系来说，遇到了几个矛盾或困扰。
其一，增加收入和成本增加的矛盾。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增加工人以及国民的收入。如前所述，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不慢，它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过了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基数过低，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的收入还不高。如果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意义，并且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农民工收入大幅提高，那又意味着制造业成本的提高，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又会丧失。近年珠三角一些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反映了由于工人工资增加给制造业成本增加带来的压力。
其二，产业升级与工人素质偏低的矛盾。一般来说，中低端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有限，制造业只有向高端发展才能满足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是，如前所述，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不高，他们中超过70%的人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加之，农民工接受的培训非常简单，他们也缺乏足够的动机去接受培训。很难想象，在教育程度较低和培训不足的条件下，制造业可以向高端发展。
其三，严格管理与工人自由发展的矛盾。一般来说，制造业的工作主要是与机器和流水线打交道，具有单调、重复和乏味的特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以“异化劳动”概括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业生产劳动的特征，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异化劳动的确打击工人的个性和自由发展，并影响工人的精神健康，2010年富士康工人的跳楼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较能接受工厂流水线作业和严格管理的话，那么更具有发展型动机的80后、90后农民工则有可能发生改变。近年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快递、外卖等行业，可能就是这种改变的迹象之一。
这三个矛盾或困扰是中国实际状况的表现和反映。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对的基本国情是在近14亿人口中还有5.6亿农村人口（2018年），他们中外出打工者被称为农民工（2018年为28836万人，其中制造业8045万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变成城市人口，让农民成为工人。但是，这不是一个短时期可以完成的任务。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升级，低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发展，但是这需要资本、技术、市场和人才的匹配和共同推进，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单就工人来说，8千万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不可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高端制造业需要高技术工人，高技术工人需要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与培训。因而，从长远考虑，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大量农村学生在初中毕业后继续接受中专、技校和职业技术学院的教育，成为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工人的主体。与此同时，要建立国家引导，市场调节，企业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有效的培训体系。当新一代高技术工人成长起来后，上述矛盾或困扰就有解决的可能与希望。而在目前，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农民工（包括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他们对未来的期望是不确定的，他们不断地转换工厂、行业和地区，以高流动性去应付工作困扰，用脚投票，却难以落地生根。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付双乐、杨博文、钱俊月、任美娜和硕士研究生叶辰宸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改革开放铸就工业辉煌 创新转型做强制造大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六》，
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4_1620676.html。
②数据来源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官网中《国家统计简报》（Statistical Country Briefs），
https://www.unido.org/resources/statistics/statistical-country-briefs。
③有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布局的基本特征有：“胡焕庸线”两侧制造业布局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东南半壁呈“马太效应”的空间极化模式（孔令池，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