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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普世价值思潮的起起伏伏

《 人民论坛 》(

    孔新峰

    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论认为,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2017年国外普世价值论有所回暖,比如“白人至上主义”骚乱发生后,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及新纳粹分子,表明捍卫并推动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仍是美国人民的政治理想与使命。再比如,2017年,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先后进行大选,极右翼势力在最终选举中纷纷败北,表明在欧洲普世价值论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大有式微之势。但在2017年,“普世价值”有所回暖,在美国,面对民粹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困局,“普世价值”有所回潮;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但仍无法动摇“普世价值”的地位。

    【关键词】“普世价值”  认同政治  利益政治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利益政治到认同政治之变,对“普世价值”造成深层打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谋求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一些西方国家将其自由民主制度塑造为一种“普世价值”标准,并试图向全世界推行。这种“普世价值”的实质是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合,是西方国家实现其全球战略部署、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重要对外战略之一。从理论逻辑观之,“普世价值”的前提预设乃至力量之源都在于其人性论的假定,即存在一种普遍的、抽象的人性,在尽最大可能以某种“无知之幕”或“价值无涉”的理论工具遮蔽各类族群与文化背景后,人成为单向度、原子化、趋利性的存在,进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以西方国家制度尤其是美国制度为圭臬的社会正义理论与治理体系设计。

    然而近些年来,文化多样性成为当今世界不争的现实,身份与认同的政治逐渐取代传统人性论意义上的利益政治,成为决定个人政治行为和国家政治运行格局的主要因素。个人及群体的身份认同,包括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文化等,日渐影响其在政治上的选择,进而影响各类政治选举结果,乃至国家的政治格局。认同政治甚至触动了现代政治对于人群分类的基本认知,“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

    如今,差异性、多样性已成为当今政治理论的重大议题,其不仅涉及应如何处理文化多元性以及道德、法律、政治诸方面问题,也涉及以族群、宗教、语言或国族忠诚为名的多元诉求。解殖运动、国族建设、原住民问题、外来移民问题等,莫不为这方面的思考提供了智力刺激。上世纪80、90年代后,社群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形成巨大挑战。挑战所及,甚至牵涉到对政治秩序基础的重新考量。简言之,就是一个“异中求同、合众为一的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

    应当说,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但近年来其变化呈现诸多新的特征:当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建制化之后,国家建设问题似已尘埃落定,但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殊,却日渐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多后发国家的国家制度建设与国族认同建设缠绕并行,对执政者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下,不少后发国家逐渐对“普世价值”脱敏与除魅。美欧各国也难以免俗,在日渐尖锐的认同政治压力下,国际战略中的现实主义逐渐取代理想主义,日益逆全球化与内向化。应该说,正是上述理论逻辑构成了对“普世价值”的深层打击。

    在美国,面对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困局,“普世价值”有所回潮

    针对“美国未来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列举三大方案。一是“世界的美国”,即回归到威尔逊主义,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美国的世界”,即相信美国力量至高无上,坚守并推广以美国价值观为底色的“普世价值”,用美国模式来改造世界,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实现政权更替。三是“美国的美国”,即回归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追求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表达的内政外交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亨廷顿的理念相契合。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会倾向于“美国优先”,即从“世界的美国”或“美国的世界”,回归到“美国的美国”。

    美国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兜售“普世价值”。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将“普世价值”界定为美国的安全利益之一,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美国一项重要的“持久利益”。而2016年末,奉行美利坚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赢得了总统大选,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主流民意由全球主义向孤立主义转向。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声称,“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是美国优先。每一项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的决定,都将基于美国人的利益”。

    在边境政策及移民政策上,特朗普签署了“改善边境安全及移民执行”“加强公共安全”和“阻止外国恐怖分子入境美国”三项行政命令,这其中包括全面执行第三版旅行禁令、修建美墨边境墙、增聘边境巡逻队员、扣留“庇护城市”经费等举措,这些举措加剧了美国社会中的排他情绪,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撕裂。2017年8月1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爆发了十年来最严重的“白人至上主义”骚乱,深埋在美国多元文化下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伺机走向政治舞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受访美国人认为种族主义是社会的大问题。在对外政策上,基于“美国为海外付出高昂代价而其他国家都在占便宜”这样的认识,特朗普转向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致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国际信誉度严重受损。

    伴随着民众对美国当前局面的不满,“普世价值”也随之回潮。“白人至上主义”骚乱发生后,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及新纳粹分子,美国南部多个州市加速拆除邦联时期标志物。而面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举,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及华盛顿州结成气候联盟,表示将继续维护并执行《巴黎协定》,此外有61座城市的市长也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将维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警告美国,“如果美国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许多领域抽身,那么国际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将不可避免地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

    《经济学人》在2018年特刊中刊发了《捍卫自由福祉》一文,该文指出,乔治·马歇尔在马歇尔计划宣布后所言的“当前世界的局势非常严峻”,用在当下仍然十分合适。战后的领导者们在见证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暴力和悲惨后,塑造了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一个建立在全球价值观、人权、法治、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新秩序。而今天,同样的情况降临在当今的美国,美国人应捍卫自由主义民主的恩泽,坚持这种价值观念并巩固它的根基。由此可以看出,捍卫并推动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仍被认为是美国人民的政治理想与使命。

    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但仍无法动摇“普世价值”地位

    对于欧洲来说,2017年被视为决定欧洲命运的一年。2016年对欧洲来说是极为糟糕的一年,欧洲多地遭遇恐怖袭击,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崛起,欧洲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民粹主义威胁。在这样的局面下,欧洲迎来了2017年大选年,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先后进行了大选,且极右翼势力在最终选举中纷纷败北,这无疑是欧洲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思潮存续的重要体现,意味着欧洲“普世价值”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胜利。

    2017年3月15日,荷兰举行的国会选举拉开了欧洲大选年的帷幕,这场选举被视为欧洲抗衡极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前哨战”。荷兰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政党由于极端排外、反欧的言论,迅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在大选前的民调中甚至曾一度领先,但最终仍是荷兰第一大党自民党取得了胜利。在民粹主义的威胁下,荷兰创下了三十年来最高投票率。面对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右翼势力泛起的局面,荷兰人民最终选择了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粹主义的继续泛滥。

    在法国大选中,传统的左右翼两大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纷纷落败,“跨越左右之分”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极右翼势力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进入最终对决。马克龙与勒庞的最大分歧就在于是坚持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坚持反全球化、反欧盟、民族主义,其实质即为全球主义、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勒庞提出“法国优先”,而马克龙则认为法国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经济相对落后的边缘国家。最终马克龙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勒庞“脱欧”“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极右思想,与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相背离,难以被法国主流社会所接受。

    2017年6月8日,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特蕾莎·梅本期望拿下更多议席,扩大保守党优势,便于“脱欧”谈判。但出乎意料的是,保守党并未取得绝对多数席位,而是出现了“悬浮议会”。英国“脱欧”进程虽然不会逆转,但特蕾莎的“硬脱欧”计划并没有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在德国,虽然2016年发生的一系列与难民有关的暴力犯罪,极大地影响了默克尔及其所领导的联盟党的声望和支持率,导致德国选择党支持率暴涨,但默克尔及联盟党仍然没有悬念地取得了大选的胜利。虽然选择党首次进入德国国会,但联盟党及社民党仍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议席。这也意味着,二战后德国一直奉行的政治路线与政治理想依旧占据社会主流地位,而“普世价值”也无疑包括在其中。

    总之,近年来的欧洲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长期以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乏力;另一方面,移民、难民问题以及欧洲一体化后东欧劳工涌入,对西欧国家就业造成压力。更为严峻的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威胁着欧洲民众的基本安全。在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挑战下,已经彻底世俗化的欧洲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保卫自身的制度与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极右翼日益成为对抗伊斯兰激进主义挑战、进行社会动员的主导话语。极右翼势力也许短期内无法在欧洲主要国家取得执政地位,但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在文化上,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叙事勃兴,认同政治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更加突出。

    在马丁·路德拉开宗教改革帷幕五百周年前夕的2017年10月7日,十位欧洲学者以9种语言联名发表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从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欧洲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时局表达强烈担忧,尤其对文化多元主义提出激烈批评。但该宣言在欧洲却应者寥寥,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崛起中的欧洲极右翼仍未能撼动“普世价值”的建制化地位。

    (作者为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何婧祎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国家构建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治疆方略研究”(项目编号:14CDJ0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任彦:《荷兰大选:民意选择了稳定》,《人民日报》,2017年3月23日。

    ②《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不应放弃承担国际责任》, 新华网,2017年6月22日。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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