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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娱乐主义使娱乐成为愚乐

《 人民论坛 》(

    贾文山

    泛娱乐主义

    泛娱乐主义将一切公众话语都用娱乐化的方式表达。为迎合部分观众的喜好,不惜用暴力、死亡、色情等元素博得关注,本不该娱乐的事情也被娱乐。2017年,美国就发生多起直播自杀事件,娱乐业刺激性、商业性和盈利目的更为露骨;对于法国大选中胜出的马克龙,人们特别关注他与妻子的“姐弟恋”;俄罗斯大选中,女性候选人被报道的更多的是其颜值和家世……泛娱乐化现象使人们沉溺于娱乐世界当中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影响公众价值观念。

    【摘要】近两年的美国,泛娱乐化现象进一步凸显,主要体现在美国社会政治泛娱乐化、社会生活泛娱乐化、个人生活泛娱乐化等方面。泛娱乐化给社会生活和公众理性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冲击。对于泛娱乐化的治理,需要明确泛娱乐化内容界定和题材界限,加强对泛娱乐化市场的整治,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同时,媒体需要加强文化自觉、道德自律、媒体自觉,以社会共同记忆和基本价值规范为基本出发点。

    【关键词】泛娱乐化  娱乐产业   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回顾2017年,我们似乎都曾因社会中出现的“怪”现象而困惑不解。为什么靠吐槽、搏出位的营销号可以吸引大批受众?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30多年前,尼尔·波兹曼基于当时社会背景与时代语境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出了这一预言和警示。这段话放在今天来看依旧不过时,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写照, 而且在当今世界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追溯波兹曼所处的时代,电视等电子媒介正占据着人们生活的中心,其“媒介即隐喻”的理论正说明新的媒介即电子化的传播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对时代的文化精神产生影响,电子传播所造成的信息过剩也引发了娱乐化。如果说,电视传播时代代表的是“娱乐时代”,那么当下空前繁盛的网络传播时代则是“泛娱乐时代”,我们沉浸在电子媒介、网络传播所带来的感性娱乐世界中,也因此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性思考能力而娱乐至“疯”。为迎合受众,媒介娱乐化凸显,泛娱乐化现象日益突出。

    所谓的泛娱乐化是指,本不该娱乐的事情被娱乐了。“泛娱乐”容易促使文化误入低俗的阴沟。艺术与市场、文化与经济都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通俗和庸俗、低俗也是存在界限的,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娱乐节目的制作一味地迎合部分观众的喜好,就会造成低俗文化的泛滥,不仅仅是受众的文化品位,连受众的基本判断能力都将受到损害。名曰娱乐,实属愚乐。在浓厚的娱(愚)乐氛围下,受众对善恶美丑的概念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如果连责任都变成了一种娱乐,将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哀。

    泛娱乐化现象大行其道不仅对公众的价值观念、是非判断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成为操控公共话语的主导力量,这种现象在2017年的美国表现突出。

    2017年美国的娱乐至“疯”及其批判

    纵观美国社会,泛娱乐化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期的“黄色新闻潮”,到20世纪80年代后以“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事件”为代表的信息娱乐化(报道中媒体极力突出暴力、死亡、性等刺激性元素以博得关注),再到就一系列事件如“9·11”事件、美国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媒体极尽煽情和强化爱国主义的报道,都是泛娱乐化的体现。而近两年的美国,泛娱乐化现象进一步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社会政治泛娱乐化:关心政治从恶搞开始。美国大选已成为了一场全民的狂欢。对政治人物的恶搞、表情包层出不穷。例如,美国知名媒体的《纽约客》杂志的恶搞专栏《博洛维茨报告》(Borowitz Report)就不断制造恶搞总统的内容和假新闻。美国社会政治泛娱乐化现象反映出民主政治历史进程中娱乐兴起和政治衰退的趋势。大众在泛娱乐化的情境中进行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的是一种被操纵的民意,发出的是虚幻空洞的群体声音。

    美国社会生活泛娱乐化:考验媒介道德底线。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传播理念深入美国媒体价值观中。新媒体时代,各类夸大事实、故作煽情的新闻泛滥,碎片化信息受到追捧,而媒介也抓住用户心理,满足用户需求,泛娱乐化的假新闻不断出现。其中洋葱新闻(The Onion)、《每周世界新闻》(Weekly World News)、《美国新闻》(American News)、世界真理电视(World Truth TV)等都不遗余力地炮制各种令人捧腹大笑的假新闻,这与新闻所倡导的深入调查、深度报道的理念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美国的电视节目中关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不当调侃和违背道德底线的内容时有出现。从奥斯卡主持人调侃亚裔小朋友到美国福克斯电台播出辱华节目,从脱口秀节目的无底线恶搞到真人秀节目大肆展现人们“私生活” ,都因媒介的道德自律弱化而导致低俗化的倾向。

    美国个人生活泛娱乐化:娱乐至“疯”的个人生活。“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是对当下网络直播中受众心理的展现。直播社群成为“个人化的社会性空间”,封闭直播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模糊了原本清晰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边界,也成为“电视人”和“容器人”的前兆。更为重要的是大量以生产娱乐内容为主的视频直播极速涌现,受众注意力转移并过度集中于泛娱乐内容。直播内容中充斥着各类出位表演,甚至是色情、暴力等违背伦理与法律的乱象,甚至造成公共危机。2017年,美国就发生多起通过社交媒体直播自杀的事件。2017年1月,一名12岁的格鲁吉亚女孩在Facebook Live直播自己上吊自杀。4月份,一名克利夫兰男子枪杀了一名74岁的男子,向全世界直播这一暴行。泛娱乐化现象使美国政治、社会、个人生活领域沉溺于娱乐世界当中而丧失自由,丧失理性思考能力。美国知识界对泛娱乐化的批评不绝于耳。

    美国自由派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记者Megan Garber于2017年4月17日以《我们是否娱乐泛滥?》为题发文叹息,娱乐至上现象在2017年的美国似乎与比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名著 《娱乐至死》里所批判的1980年的那个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的美国社会虚假新闻无处不在,另类事实和后真相泛滥成灾;而这些现象正是伴随着娱乐电视节目主持红人的日益疯狂发展到极致的。另一位美国记者Kurt Andersen比Garber说得更直白,更深刻。他在《大西洋月刊》杂志的2017年9月版上发表长文说,从好莱坞到迪斯尼,从脱口秀到拉斯维加斯, 美国娱乐产业,建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泛滥的基础之上,得到了信息和互联网时代的强力助推,使美国人在价值观上距清教伦理愈行愈远,失去了对真实的基本把握能力,失去了辨认真假、虚实和对错的基本能力,最终使美国社会陷于疯癫状态,使美国进入非理性时代。Andersen担忧的是,长此以往,这种疯癫状态会使美国社会浑然而不知,恶化成美国的新国民性,使美国民族欲罢不能。他最后呼吁读者行动起来使美国社会减少疯癫,增加常识和理性,最终使美国民族重新成为理性民族。

    防止娱乐成为愚乐,美国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美国的娱乐产业 (entertainment industry, 而不是enjoyment industry),英国的文化产业与法国的创意产业有何不同?笔者认为,美国视角的娱乐产业概念比英国视角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更为宽泛,而且其刺激性、商业性和盈利目的更为露骨,更可能陷入媚俗或低俗;可能是反文化或逆文化的, 甚至逆常识和基本人伦的。例如,充斥枪支、暴力和色情等内容的一系列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节目尤其如此。与英美相比,法国视角的创意产业则更注重文化创新,更注重审美。 英国的文化产业概念上较为正统,是产业化、市场化和媒介化的文化,是文化与现代传媒的结合,文化作为精神资源、完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通过再生产形成了一系列大众消费商品,既在身体上得到了消遣,身心也得到愉悦。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是娱乐产业的组成部分,但娱乐产业大于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之和。对比发现,出于经济压力和商业目的,美国娱乐产业将满足受众低级和本能需求作为经营和开发的首要原则。 因此,美国消费主义文化对媒体及其专业主义精神产生了较大冲击,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传播理念深入美国娱乐产业价值观中。 按照《大西洋月刊》作者Garber 和Andersen的分析完全可以推论,娱乐产业在美国已经导致误国误民。重构娱乐产业的哲学基础势在必行。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美国泛娱乐化的一些特点,比如,在泛媒和自媒时代泛娱乐现象更加凸显,还有就是美国知识界对国家发生的泛娱乐的现象持批判态度且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尊重市场和娱乐过度,仅一线之隔。泛娱乐的充斥带来的是价值立场的混乱和无价值的狂欢,过度过分的娱乐除了造成审美疲劳和乏味,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乃至瓦解,造成道德缺失、违背伦理的恶劣后果。如果以低俗非道德的内容为娱乐,那么道德底线何在?社会责任何在?历史敬畏何在?

    英格兰作家赫胥黎曾经说过:“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泛娱乐化给社会生活和公众理性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冲击。对于泛娱乐化的治理,需要明确泛娱乐化内容界定和题材界限,加强对泛娱乐化市场的整治,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同时,媒体需要加强文化自觉,道德自律,媒体自觉,以社会共同记忆和基本价值规范为基本出发点。 娱乐不应沦落为通过消费娱乐节目使人变得愚昧或更为空虚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具有填补人类心理空缺和构建使人愉悦的社会环境的佐料和滋补品。这就要求媒介娱乐产业将娱乐业当作一件高尚的寓教于乐的事业来办。

    (作者为美国杰普曼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纪之文和董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Andersen, Kurt (2017.9), 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9/how-america-lost-its-mind/534231/.

    ②陈力丹、毛湛文:《尼尔·波斯曼传播思想再研究》,《当代传播》,2013年第5期。

    ③Garber, Megan (2017.4), Are we having too much fun? 

    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7/04/are-we-having-too-much-fun/523143/.

    ④穆毅:《孤独与狂欢:基于网络直播用户的心理和行为分析》,《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22期。

    ⑤陶天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娱乐至死”》,《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9期。

    ⑥殷乐:《新闻与娱乐之间:概念群的出现及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⑦崔可嘉:《狂欢后的理性回归:对“娱乐至死”命题的思考》,《新闻知识》,2017年第10期。

    责编/宋睿宸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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