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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防腐也要从娃娃抓起

——从小学生“送礼”说起

《 人民论坛 》(

    王传利

    【摘要】小学生就开始有了“送礼”的行为,这意味着拉响了腐败态势的新警报,暴露出我国存在的公众性腐败这一长期得不到重视的事实,提醒我们反腐防腐要抓早抓小,要培养廉洁的家风班风校风。

    【关键词】腐败  低幼性  廉洁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最近,一则新闻火爆网络,小学生竞选干部,给“选民”送零食拉选票,逢年过节给班委“打点”送礼物,腐败风气在小学校园正在上演。果真如此吗?

    小学生“送礼”现象拉响了腐败态势的新警报

    腐败这种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从本质上说,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存在腐败现象,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一是现实社会没有根除掉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思想的影响。二是随着对外开放的实行,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存在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对权力监督制约的虚置,难免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四是廉洁教育、艰苦奋斗的教育成效不明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滋长。只要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存在,就难免发生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的发生,与年龄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腐败发生的社会因素依然存在的话,继“90后”腐败现象后,一定还会有更年轻人的腐败现象。不否认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会集中发生贪腐行为,但不可循着自然年龄,研究贪腐犯罪的主因,生造出某一年龄发生腐败的媒体热炒现象,误导腐败主因的深入研究。相关部门在研究腐败犯罪问题时,应多从腐败发生的社会原因上入手,不要聚焦于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所以,不要刻意给小学生的不当行为贴上腐败“低龄化”“低幼化”的标签。那种给孩子的不当行为贴标签的做法,起到了强化、暗示孩子不良心理取向的作用。

    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思想品德状况,将决定未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思想水准。对他们的“送礼”行为,不可等闲视之。在小小年纪时,小学生就开始有了“送礼”的行为,这意味着拉响了腐败态势的新警报。

    腐败态势向各个年龄段蔓延,小学生之间也出现了“送礼”的不良现象,折射出成人社会腐败现象的消极影响。小孩的心灵是一张白纸,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污染着孩子纯洁的精神世界。不是孩子本身腐败化了,而是提醒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目前依然处于腐败高发易发期的严峻态势。

    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反腐力度,对大小腐败分子的“打虎拍蝇”成效显著,获得群众的普遍好评。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表明,群众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高达91.5%。但是,这不是我们骄傲自满的资本,也不是我们忽视仍处于腐败高发期的借口。小学生“送礼”的现象表明,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永远在路上,必须严肃面对我国的腐败高发期。现在,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但离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展开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不容许任何人借口反腐败,攻击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要教育人民,让人民树立坚定的反腐必胜的信心。让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比资产阶级政党更能够消除腐败。不过,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负责态度。

    小学生的“送礼”行为,提醒我们反腐防腐要抓早抓小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政界认为,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核心是钱权交易。由于政府机关里的领导干部掌握权力,所以,腐败主体只能是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从而忽视了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之外的其他人员。小学生不是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未来可能成为领导干部。小学生的“送礼”行为是对大人的模仿,或者来自大人的诱导。而小学生的家长,可能是政府官员,也可能是普通的市民、农民。孩子“送礼”的不良行为,暴露出我国存在公众性腐败这一长期得不到重视的事实。

    有些公众对腐败言行的耻辱感与犯罪感丧失了,在过去只能偷偷摸摸地在阴暗角落里干的不光彩行为,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不用避讳他人。在孩子入托、升学,大人工作调动、评职称、分房时,请客送礼的行贿行为,似乎成为公众默许的、普遍的行为。而大人的不良行为直接影响了小学生的言行。

    权钱交易的“权”有一部分是泛化的权力,而非政府权力。所谓权力泛化指的是由于职业权力的迅速崛起、膨胀和蔓延而出现的权力自行分配现象。权力泛化为公众腐败的存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权力的泛化使权力由政府向社会溢出,其拥有者不再仅限于政府官员。与此相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有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管理部门和行业的职位承担者身上。一些特权行业可能刮起席卷全行业的不正之风,参与者不仅仅是本行业的官员,很大部分乃是普通职工。教育界,一些普通教师参与了向学生乱收费的活动;在交通部门,一些普通乘务员以车谋私,敲诈勒索顾客,机场、车站的餐饮业谋取暴利已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在商界,假冒伪劣产品林林总总,从事坑蒙拐骗、投机倒把的并非全是政府官员;文学艺术界,本是塑造人类美好灵魂的高雅殿堂,却斯文扫地,痞子文学家只顾自己赚钱,生产出大量低劣粗俗的作品。因此,将反腐斗争仅限于狭隘的的政府官员范围,固然能抓住反腐的重点,便于集中力量惩治腐败,但是,忽视公众腐败,会形成一个漏洞,许多腐败分子正是从这个漏洞中冒出的。公众腐败已给我们的社会造成损害,它毒化着社会风气,败坏着公众的道德情操;它是官僚腐败的温床,孕育着政府腐败;它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破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正常发育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它已成为一些地方与单位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小学生的“送礼”行为,提醒我们反腐防腐要抓早抓小。一个国家的反腐防腐需要防微杜渐。如果腐败出现苗头之初就下大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会为以后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主动;否则,腐败会迅速蔓延,丧失掉遏制腐败的主动权,腐败将越来越难以遏制。一个人的反腐防腐工作也需要防微杜渐,当孩子时代出现“送礼”不良意识和行动的苗头时,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不可轻言放下、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当孩子偶发的不良言行发展成习惯时,将很难纠正过来。反腐防腐从娃娃抓起,就是治本之策。小孩子的自制力差,往往分辨不出是非,存在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贪图享乐。要注意孩子的是非观、善恶观、苦乐观教育。

    小学生的“送礼”行为,提醒我们要注重廉洁的思想教育,这也是反腐防腐的治本之策。治理腐败,需要标本兼治,加强制度建设,但制度反腐不应该具有排他性,切不可忽视制度建设之外的其他反腐防腐手段,切不可忽视在腐败意识层面加强教育。习近平同志提出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 这里将思想道德教育当作了“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策略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习总书记将提高廉洁文化素养当成了清除腐败意识的“本”,体现了标本兼治的新拓展,为矫正小学生的不良言行给出了根本方法、指明了科学路径。

    小学生的“送礼”行为,提醒我们要培养廉洁的家风班风校风。一个成功的人生,起到关键作用的有三个人:一是小时候有一个品质高尚、意志坚强的家长;二是上学时有一个优秀的班主任;三是参加工作时有一个知人善任、培养自己的好领导。对孩子成长而言,家长和班主任是最直接最现实的榜样。尤其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亲属子女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贪腐不是某一个年龄段的专利

    反腐防腐应该从娃娃抓起,这是合理的必要的。可以承认我国小学生中出现了“送礼”的低幼性不良现象,但是,将小学生们送零食、拉选票之类的现象,称之为腐败的“低龄化”“低幼化”,实在值得商榷。

    腐败心理和腐败意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小学生的心理未必发育到这种复杂的程度。有个词叫利令智昏,但腐败分子不会真的昏了头,他们聪明得很,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一定要贪图超出成本的利益回报,需要算计投入产出的比率,还要算计自己的行为如何不会被人发现、露出马脚。即便是有了“送礼”行为的小学生,其心理处于发育期而不是成熟期,不一定能有成年人的那种功利、肮脏、卑鄙的腐败思维。没有完整的、理性的、复杂的腐败意识作为指导,小学生之间送一点零食、给一点小礼物的行为,难说就是腐败行为了,也没有必要惊呼腐败“低幼化”!不要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小学生的“送礼”行为,孩子之间的这个“送礼”行为不一定具有成年人送礼的腐败含义。

    通过聚焦某一个特定年龄段的方法来研究腐败现象,在很严格的条件下,也许有一定的意义。比如,如果仅仅发生了低龄性腐败现象,而其他年龄段没有发生或者很少发生腐败现象时,能够将低龄性腐败现象与其他较少或者没有产生腐败的年龄段的各种情况,作出比照,产生出凸显研究结论的对比值,据此,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反腐防腐的具体方略。但是,如果在各个年龄段都难以避免地发生腐败现象时,根本没有可能产生研究的对比值,难以寻找到低龄性腐败发生的原因,难以针对低龄性腐败现象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反腐防腐方案。

    就像某一个特大城市的交通堵车高峰期,原来是各机关各部门下班时间的下午四点半开始到晚上六点之间,但是随着交通情况不断恶化,堵车的上下限时间不断延伸,从早晨六点一直堵车到晚上十点,人们出门办事和上下班的时间里,几乎都处于堵车高峰期。此时,所谓的交通早高峰、晚高峰的划分方法,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曾几何时,所谓贪贿的“59岁现象”“29岁现象”的说法,后来又有所谓的“70后”“80后”“90后”现象的说法,但都没有能够持久研究下去,没有总结出符合这一年龄段腐败的基本特征,并制定有效的反腐防腐方略。这是因为,贪腐不是某一个年龄段的专利,贪腐的年龄界限很容易被打破,高龄低龄、老中青各个年龄段都发生了腐败现象,很难再说是哪一个年龄段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了。固化年龄的做法,往往在研究工作中陷入被动。

    腐败的发生根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与人的自然年龄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特定地区,某一个特殊年龄段的官员相对集中地出现了贪腐现象,研究者或者媒体广泛深入地报道此类年龄特征的贪腐,有一定的警示教育意义。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腐败与某一个年龄段挂钩,反而干扰了人们正确地认识腐败的根源和发生条件。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编/贾娜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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