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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与成就斐然的宋代文化

《 人民论坛 》(

    游  彪

    【摘要】宋徽宗文化造诣极高,兴趣颇广,他在位期间,普及教育,振兴礼乐,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手中的权力推动书法、绘画、道教、医学等多个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政局的动荡和抗击侵略的无力,北宋的文化事业也遭受了沉重打击。

    【关键词】宋徽宗  文化艺术  艺术事业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53岁去世的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第八位君主,在位26年。他聪明异常,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无疑是一个艺术方面的天才。然而,他缺乏政治才干,任人不当,用度奢侈,几乎可以说是不谙治国为君之道。尽管徽宗在国家管理的诸多层面乏善可陈,但其所钟爱的文化艺术事业却在他的推动下蓬勃发展,取得了至今都令人艳羡的巨大成就。

    宋徽宗——艺术家与艺术事业的守护者

    徽宗本人具备极高的艺术天分,南宋邓椿评价他“艺极于神”,并非仅是阿谀之辞。徽宗精于诗文,擅长书法绘画。他创新的书法即是闻名于世的“瘦金书”。他的绘画融合诗、书、画、印,推动了以“诗书画印”一体为外部特征的文人画的发展。另外,他喜欢搜集文物、珍奇。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徽宗本人的艺术成就便是对艺术事业的巨大贡献。

    宋徽宗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他还是一国之君,帝王的至高权力使他有能力为艺术事业的繁荣提供切实的保障。他能够召集一流的艺术家齐聚京城,这极大地促进了高端艺术人才的交流。米芾在其所著《书史》《画史》中所收录的字画,皆是他“平生所历”,而他亲眼所见的这些珍贵作品大都藏在李公麟、赵令穰等同为艺术家的好友以及京城的达官贵人家中。米芾能有这种机遇和资源,不能不说是与徽宗的召集和组织息息相关的。同时,徽宗还可以动用全国之力搜罗字画真迹,作为皇家秘藏。这些藏品数目众多,“集为一百秩,列十四门,总一千五百件”。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秘藏徽宗并非秘不示人。据北宋画院的老画工回忆,每十天宋徽宗就会派遣宦官将两匣宫中所藏画卷带到画院,让学生观摩学习。一个痴迷于绘画的帝王肯将自己所藏的珍贵画卷展示给画院的学人,尽可能使他们拥有更多机会临摹原本,借以提升艺术境界,可见宋徽宗对培养优秀绘画人才所费的苦心。

    北宋的绘画人才供职于翰林图画院,简称画院。徽宗大幅提高书画官的政治地位。为了更多更好地培育艺术人才,徽宗设立了书学与画学,提高学生的待遇,并由米芾等一流艺术家执教。在培养思路方面,注重提升学生文化素养,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字学。画院以诗作考题,往往构思精巧,别出心裁,历来为人所称道。“乱山藏古寺”“野渡无人舟自横”都是脍炙人口的试题。这样的训练和考核,使之前的画工变成了画家,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人才,《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曾供职于画院。

    有时,徽宗甚至亲自指导天资聪颖的画学学生,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其中之一。这幅作品被徽宗赐予当朝宰相蔡京。根据蔡京的题跋记述,王希孟十分聪明伶俐,但由于一直缺乏名师指点,画作总是“不甚工”。在徽宗的耐心教导下,王希孟迅速进步,创作出千年名作《千里江山图》。徽宗不掠美,肯将这幅作品赐予当朝宰相,是对年轻人莫大的鼓励。宰相蔡京本人就是书画的行家里手,他对王希孟画作的收藏和赞美不完全是逢迎皇帝的旨意,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皇帝和宰相能够不因画家出身卑微而轻视其作品,实在是难能可贵。宋徽宗还鼓励内臣和宗室子弟学画作画,并将其中佼佼者的画作收入御府收藏。高端人才赏画访画,画院学生受教学画;宰辅大臣知画爱画,近侍亲贵习画作画,这是徽宗时代艺术氛围的真实写照,无疑也极大地推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这些艺术实践还促进了两宋之交的文人学者对艺术史、艺术理论的探讨,因而涌现出了很多水平极高的研究著作,可谓成就斐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其中包括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宋高宗赵构的《翰墨志》,郭思的《林泉高致集》,米芾的《画史》《书史》《海岳名言》,董逌的《广川书跋》《广川画跋》,邓椿的《画继》,姜夔的《续书谱》,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等。这些作品的价值难以估量。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徽宗对文化艺术的大力提倡和众多学者的艺术实践,这些著作几乎不可能出现。宋徽宗对文化艺术的贡献确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崇宁兴学——继承父志与普及教育

    崇宁是徽宗第二个年号,取尊崇神宗熙宁之意。徽宗掌握政权后,继承其父的变法精神继续改革。发展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北宋仁宗庆历时期和神宗熙宁时期,政府主导了两次大规模兴学运动。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下,徽宗选择兴学作为自己改革的第一步。

    崇宁元年(1102),改革的推动者之一蔡京认为应当“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从而拉开了崇宁兴学的序幕。此后以徽宗为首的朝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其举措主要包括增置学田,增设专科学校,扩大中央太学规模,增置地方官学(州县学),推广三舍法,建立学校升贡法以及设置专门的官司管理学校事务。这些措施对推动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首先各级学校可以通过经营学田,出租“房廊”,获得政府补贴等方式筹措学费,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其次,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官学体系,使得各地教育得以普及。第三,由于科举考试产生了一批难以入仕又脱离生产的读书人,大量州县学教官职位的设立为其提供了就业机会,成为文化向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传播的师资力量。第四,在地方官学中学习的学生,通过三舍法的层层选拔,可以升入太学(即升贡),之后通过太学三舍法的选拔,直接进入仕途,三舍法与学校升贡法提供了一条科举之外的入仕渠道,从而保证了士人对改革的支持。同时,改革催生了专管地方学务的官司——提举学事司,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

    崇宁兴学在文化教育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的不少举措是对之前兴学活动的承继。比如推广三舍法,就是对熙宁兴学所确立的三舍法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影响后世的创新措施。比如崇宁二年(1103)在各路设置的提举学事司,开创了中国地方学务专门化管理的先河,是明清各省设置提学官或提督学政的滥觞。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学校升贡法。徽宗等人希望以学校升贡法代替科举取士,甚至一度废除科举。虽然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但明代的“科举必由学校”,使升贡法与科举取士的结合成为取士的常态,深深影响了明清两代的选举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崇宁兴学的重要遗产。尽管朱熹批评崇宁兴学是“要结士誉,买觅人情”,但客观来讲,它的举措大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宝贵尝试。

    尊儒与崇道——皇帝的责任与个人的信仰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思想,是维系中国古代各王朝政权的重要基石,其核心便是礼乐文化。《礼记》中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为了实现类似周公治国的理想,宋徽宗按照《礼记》的相关论述开始重新设计宋朝的礼乐文化。

    明堂是周代典籍中集祭祀、施政及教化功能于一体的最高等级建筑,历代多有仿建。宋代宫殿中没有建设专门的明堂,只是在特殊祭祀典礼中将正殿作为明堂使用。宋徽宗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下令兴修正式的明堂建筑。明堂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朝见四方诸侯,此举暴露了徽宗渴望征服四夷的野心,这与他后来派遣军队进攻西夏与辽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他还用“瘦金体”撰写自己的重要诏令,刻成石碑颁行全国,以模拟“明堂施政”的举措。徽宗时期修成的《政和五礼新仪》与《大晟乐书》则是制礼作乐成果的总结,它们被应用于祭祀、朝会等重大活动。

    作乐的关键在于确定音律,制作乐器。古代通过律管的长短确定音律的高低,只要确定了标准律管的长短,其他律管的长短和音律可依照固定的推算方法确定,因此度量标准律管的长短是重中之重。常规做法是用一定规格的黍米颗粒进行度量。徽宗抛弃了这种“累黍法”。《大戴礼》称赞大禹“声为律,身为度”,意指大禹言行是众人典范。但徽宗的臣子将“身为度”曲解为大禹以自己的中指长度为基准,度量标准律管的长短。徽宗只需要效法大禹,提供自己中指的长度,既能“作乐”,又能“颁度量”。徽宗等人便通过曲解经文的做法,将“作乐”与“颁度量”结合在一起。

    宋徽宗天真地相信,他若严格按照《礼记》的记载行事,就能使天下太平。他甚至认为中指测量的不准确,阻碍了太平的到来,于是令人重新测量。这些今人看来可笑的行为背后,展现出现实的政治需求,它们促进了对礼乐文献的整理和礼乐文化的传播。 

    如果说尊重儒术,复兴礼乐文化是徽宗身为皇帝的责任,那么崇信道教,发展道教文化则是徽宗的个人信仰使然。据说他即位以后,没有男孩,道士刘混康指点他应增高开封东北方(艮位)的地势,这样就会有“多男之祥”。于是徽宗便在京城西北建了一座巨大的假山,此后果然生育了许多儿女。据《宋史·宗室传》记载,徽宗有子三十一人、女三十四人。出于对道士的感激,徽宗开始虔诚地崇信道教,大力扶植道教势力,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即位后大兴土木,其中就兴修了许多道观宝宫。政和五年(1115)建的上清宝箓宫,就是道士斋醮(做法事)之所。政和七年(1117)修建的艮岳,初名万岁山,就是刘道士指点徽宗所作的人工假山。之后徽宗将其扩建,形成了一个以山为主的皇家花园。它虽然不是道教建筑,但与道教有极深的渊源。建筑的修建促进了建筑工艺的发展。这就不能不提到《营造法式》一书,该书曾上呈徽宗审阅。其作者李诫,因能工巧思和善书画而深受徽宗的重用,主持过不少徽宗朝的建筑工程。不难想象,现本《营造法式》中不少艺术性的内容,很可能受到徽宗影响,是古代高超建筑艺术的结晶。

    徽宗还热衷于整理道教典籍,主要成果是《政和万寿道藏》。他本人还自注道家典籍,著有《御注道德经》《御注冲虚至德真经》。他的这些言行,带动了数量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对道教经典的关注。比如《御注道德经》问世后,当时就有将仕郎章安为其作注解,将原本仅有四卷的书,扩大成十卷本的《御注道德真经解义》。这无疑促进了道教文化的发展。

    道教追求长生、养生,因而与中医有着极深的渊源,徽宗崇尚道教,自然对中医予以格外关注。他提高中医的待遇,增置太医局,“又作仁济、辅正二亭于宫前,命道士施民符药”。同时扩展医学校舍,以便招收更多医学生接受中医理论及其实践教育。更重要的是,他还组织相关机构和人员编写方书,著名的有《政和圣济总录》《校正和剂局方》。宋徽宗还从理论上竭力提高中医的地位,希望人们不要将中医视为方技。他认为中医延续的是黄帝之道,不能被视为“医家者流”,这里的“医家”意指方技杂流。于是他亲自“著书四十二章,发明内经之妙,曰《圣济经》”。毫无疑问,这些做法大大促进了医学发展和医学人才培养。

    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被推向神坛,但也与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感情。只不过他们的好恶往往能引领社会的前进方向,因其有巨大权力将全国的物力、人力投入某些特定领域,从而促进这些受到扶持的对象充分发展。宋徽宗文化造诣极高,兴趣颇广,他在位期间,普及教育,振兴礼乐,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手中的权力推动书法、绘画、道教、医学等多个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宋徽宗政治上的无能。政局的动荡和抗击侵略的无力破坏了人民的生活,也使文化事业受到了沉重打击。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邓椿:《画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宋扬

宋徽宗与成就斐然的宋代文化
唐宋官员监察制度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