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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骚乱 疏导民怨 改善住房 减轻税负

汉唐良吏怎样打“亲民牌”

《 人民论坛 》(

    王春南

    良吏多,能亲民,上下就和顺,政治就清明,这是汉唐之世治理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汉唐之世多良吏,他们是治世的能臣。所谓“能”,不是指执法严苛、峻刻,而是指顺应民意,施政宽和。“治民所以便民”,凡利民者行之,凡害民者去之,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受惠的百姓在良吏们离任后,仍感念不止,正如史书上写的,“所居民富,所去见思”。

    以理乱绳的耐心治理“乱民”

    汉宣帝时,勃海郡(辖境包括今天津市,河北、山东各一部分)连年饥荒,盗贼蜂起,郡守控制不了局面。汉宣帝让人推荐能够扭转勃海郡危局的官员,丞相、御史不约而同地举荐了龚遂。于是汉宣帝任命龚遂为勃海太守。

    朝廷遇到棘手的事,想到了龚遂,以为能够控制勃海郡局面的郡守,非他莫属。而龚遂此时还在服刑呢!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因昌邑王一案的株连,被处以髡刑(剃去须发的一种刑罚),并处以四年筑城劳役。作为“罪人”的龚遂,一夜之间成了勃海太守,当时年已七旬有余。汉宣帝召见了他,见其形貌短小,不免有点轻视,以为未必如人们说的那么有才干、有能耐,便问道:先生有什么办法消弭盗贼呢?龚遂答道:勃海濒临大海,远离京城,皇上的德政推行不到那个地方。民众饥寒,而官吏不闻不问,不予救助,出点事是难免的。他反过来问宣帝:皇上今天是想要我凭借武力肃清盗贼呢,还是想要我安抚他们呢?宣帝说:我选用贤良的官员,就是想安抚他们。龚遂说:“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可以治。”意思是说,治理纷扰不已的勃海郡,心急不得,鲁莽不得,不管三七二十一,乱砍三斧头,是无济于事的;而要以整理乱绳的耐心和细心,解决问题,安定局面。他向汉宣帝提出要求:让他在勃海郡便宜行事,丞相、御史等不要干预他的施政。汉宣帝批准了龚遂的请求,以及治勃方针。

    勃海郡听说新太守到来,马上派出一队士兵跑到很远的地方迎接和保护他。龚遂把士兵们统统打发回去,不要武装护卫。他很自信,并不担心会有人害他。他给所属各县发去公文,命令将缉捕盗贼的官吏一概撤去。参与骚乱、抢劫的人中,凡持农具的,都是良民,不得追究;手持兵器的,才是盗贼,必须追究。龚遂单车独行至太守府,郡中居然没有再出现风波。龚遂争取了被裹挟的民众,孤立了真正的盗贼,他们就掀不起大浪了,也就好解决了。

    龚遂又开仓借粮食给贫民,选用良吏管理民众,劝导农民努力耕种,并具体规定一家须养两头母猪、五只鸡,一人须种几棵树、多少葱韭。民众有持刀剑者,动员他们卖掉剑买牛,卖掉刀买牛犊。在龚遂的治理下,勃海郡出现了“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数年”的安定、繁荣景象。

    不尚严酷尚宽和

    年幼的汉昭帝登基后,朝政掌握在大将军霍光手里,他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于是很多平庸的官吏纷纷崇尚严酷,并且以此为能。

    在这种峻急的官场风气之下,良吏黄霸不追时髦,不赶浪头,依然宽和施政。

    朝廷以汉昭帝的名义下过几次“恩泽诏书”,示惠于民。很多官吏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将“恩泽诏书”压下,不向百姓宣布,更不予执行。黄霸出任颍川太守后,派下属到各地宣布“恩泽诏书”,让民众普遍知道朝廷对他们有哪几项“优惠政策”,并落实这些政策。

    黄霸规定,颍川郡境内,邮亭(即后来的驿站)、乡官都必须养鸡养猪。干什么呢?原来是要用所养的鸡和猪赡养鳏寡贫穷者。黄霸还建立、健全基层组织,通过老人、师帅、伍长等督励民众从事生产,做好事、善事,预防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黄霸不嫌这些工作烦碎,一项项地、实实在在地去推行。

    有一位姓许的县丞年老耳聋,督邮(太守派到县乡督察的代表)要把他撤掉,黄霸不同意。他说,许县丞虽老,还能干事,耳朵重听,有什么关系呢?有人问他,你为何坚决不让撤掉许县丞呢?他说出了一番道理:官员更换频繁,送旧迎新需要一笔费用。在新旧交替之际,难免有奸吏乘机隐匿账簿,侵吞财物。这些花费和损失,数目不小,都由民众负担。况且所换新官未必贤能,有的可能还不如原来的。“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治理国家,要防止走极端。从黄霸处理许县丞的去留问题,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指导思想:任用一个人,或撤换一个人,要考虑到新的是否一定胜过老的,是否会给民众添加负担。黄霸每做一件事情,都能为百姓着想,都要求对民众有利而无害。

    《汉书·循吏传》说,黄霸“以外宽内和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黄霸不靠施政果敢、威猛,博取表面的热闹、短暂的成功,以及一时的喝采,而是靠施政宽和、措施扎实,取得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功。黄霸作为一名地方官,以其治绩,跻身汉代名臣之列,并升任丞相。

    解决民众住房问题

    唐朝颜真卿的外孙韦丹,是一位清正廉能的官员。德宗时,新罗国国君去世,朝廷任命韦丹为司封郎中,派他前往新罗国吊唁。唐朝有个规矩,凡官员出使外国,不发差旅费;而赐给州县官10个职位,官员可将这10个职位卖掉,将所得银两充作出国经费。买得的这种官被称为“私觌官”。韦丹不愿通过卖官——尽管是“合法”的,获得出国费用,他要堂堂正正地从有关衙门领取差旅费。于是他要求朝廷按实际需要发给旅费,德宗批准了他的要求,命有关衙门照付。韦丹还没有启程,又传来了新立的新罗国国君去世的消息,朝廷就没有让韦丹去新罗,而让他到地方任职。

    唐宪宗元和年间,韦丹出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江南西道简称江西,其观察使管辖的地方很大,有洪、江、信、袁、抚、饶、虔、吉八州,相当于现今江西省。韦丹到任后,发现民众居住的都是以稻草、茅草等为顶,以竹子为梁、椽的草屋,没有人住瓦屋。草屋受风雨侵蚀,易于倒坍,且易于失火。为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韦丹请来制瓦的师傅,指导制瓦。他规定:民众有能力自己盖屋的,可以到官府领取瓦和其他建材。官府将这些物资以成本价赊给他们,可慢慢地还,官府不会催逼。还给予造瓦屋者政策上的优惠:免除一半赋税。流亡在外尚未归来的,官府先为他们建好房,一旦返乡,便有新房可住。贫穷无力建房的,官府予以资助,使他们也能建房。韦丹亲自鼓励、督促建造瓦屋。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民众不但居有定所,而且住房来了个“更新换代”,草屋普遍换成了瓦屋。在韦丹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韦丹通过出台好政策,居然做到了。

    韦丹还曾清查国家粮库。有一名仓吏管仓10年,韦丹查核其所管仓库粮食,发现少了3000斛。查阅从其家中搜出的账簿,发现短少的粮食原来被掌有实权的官员们侵吞了。韦丹把这些官员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凭借权力侵占国家粮库的粮食,这是犯罪。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你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将侵占的粮食归还。这些官员知道韦丹讲话的份量,到期没有一个人敢于拒不归还。

    过了40年,唐宣宗与宰相们谈论“元和时治民谁第一”,周墀说,我曾在江西当过官,知道韦丹立有大功,施惠于八州民众。他去世40年了,“老幼思之不忘”。

    为上司拉纤,换取农民减负

    唐朝何易于,曾任益昌县令。益昌属利州(在今四川),县城距离利州州治40里,州刺史崔朴喜欢游山玩水,常常在春天与宾客、下属泛舟出游。来到益昌县,便要县府派民夫前往拉纤。

    有一次,崔刺史乘船来到益昌,照例命县府派民夫拉纤。民夫派去了,拉着刺史的船前行。玩兴正浓的崔刺史忽然发现,在拉纤的民夫中,居然有一人是县令何易于。他大吃一惊,忙问何县令是怎么回事。何易于说:现在正值春耕大忙,农民们既要耕种,又要养蚕,忙得很呢。全县只有县令有空余时间,可以来给刺史大人拉纤。崔刺史既尴尬,又惭愧,与宾客、下属急匆匆离去。从此,崔刺史再也不敢要益昌县府派民夫给他拉纤。何县令不动声色赶走了扰民的崔刺史。

    盐铁官向益昌县农民征收茶税。皇帝也下了诏书,要收茶税。何易于看了诏书后说:益昌人即使不缴茶税都难以存活,更不要说征收这么重的茶税了。他随即命令下属将诏书收起来,不要向民众宣布,更不要执行。下属不敢照办,他们说:天子的诏书怎敢拒不执行呢?这样做,我们是要犯死罪的,你也难免被放逐。何易于说:我怎敢爱惜自己的性命,让百姓受罪?此事由我承担,跟你们没有关系,不会连累你们的。

    百姓有死丧不能安葬的,何易于拿出自己的俸禄,让手下人代为办理丧事。他督促赋役,不忍心逼迫赤贫户,有时就用自己的俸禄,代他们缴纳赋税。

    县里送往迎来,不胜其烦,除了制度规定的供给之外,何易于对过往官员从不额外赠予钱物,不慷公家之慨。他不会巴结上司,也无求于过往的官员。上司和过往官员在益昌县受到的接待,都是低规格的,他们捞不到任何好处。因为这个缘故,很少有官员为何易于说好话。坚持原则的官员,得票常常少于丧失原则的官员,官场就有这样的怪事。何易于考绩只得了个“中上”,后调任罗江县令(罗江在今四川)。刺史裴休曾到罗江县,何易于只派了三个人接待他。何易于就是这样廉洁、简约,这是本性使然。即使对刺史大人,也不例外。

    为何汉唐良吏多 

    对地方官员重要性的认识,历代帝王很少有超过早年生活在民间的汉宣帝的。

    汉宣帝说过:百姓所以能安居乐业,“而无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官员施政平允、公正,断案合乎法律。与我一起治理国家的,不是那些俸禄二千石的郡守吗?

    汉朝对于治绩显著的郡守,往往下诏书褒扬、勉励,提高官秩、俸禄,赐以黄金及爵位,有的甚至赐爵关内侯,以示荣宠。中央高官丞相、御史等需要补充时,往往从郡守中选拔。这些措施,对地方官无疑是很大的策励,故而官员们大多积极向上,官场呈现清新之气。班固《汉书·循吏传》说:“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地方官,曾说:“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唐朝刺史是州的行政长官,其职责和管辖范围与汉代刺史有所不同。唐太宗把各地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宫中屏风上,经常观看,并将各人的表现分别写在名字的下面,作为日后任免、升降的依据。又命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推荐堪任县令者,得到了一批良吏。开始时,都督、刺史都由皇帝亲自册封,后来皇帝不再册封,不过仍于任命之日在便殿召见,赐给衣物,表示对他们的尊重与期许。唐玄宗时规定,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副长官缺,从曾经担任刺史的官员中选拔;各部高级部员郎中等缺,从曾经担任县令的官员中选拔。《新唐书·循吏传》说,这样选拔的官员,“虽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多半是好的。此书又说,唐代国祚绵长,“与汉相埒。致之之术,非循吏谓何?”认为唐朝是靠良吏治国实现繁荣、兴盛的。

    “吏良,则法平政成”。良吏们执法平允而不峻急,公正而不偏私。良吏多,上下就和顺,政治就清明,这是汉唐之世治理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汉唐良吏怎样打“亲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