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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识超越选举式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探讨

《 人民论坛 》(

    鲲水  敬言

    任何顶层设计方案必须能够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现在在哪、将来要到哪里去的大历史观,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

    当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众望所归。此前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在《人民论坛》杂志(2012年10月上)刊发 “新政治观”一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

    六种顶层设计方案面临共同难题

    目前有代表性的政改顶层设计方案主要有六种,包括周天勇等学者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华炳啸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郑永年的社会制度改革优先、丁学良的预算和基层党员代表大会协商制度、季卫东的“预算议会”和“法治政府”等。这些方案富有洞见,但为什么仍然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仔细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这六种方案普遍没有挑战“选举式民主”—— 一种源于西方传统,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模式。理论准备不足即源于此。

    选举式民主看似神圣不容挑战。亨廷顿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很多国内学者也认为只有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的不二法门。但在现实中,普选出的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利用职权贪污,以及中国村级直选出的少数村干部大肆挥霍集体资产等,这些均说明选举式民主并非善治的灵丹妙药。

    同时,选举式民主在中国还面临两大理论困境:一是容易戴着“只有竞争性选举才算真民主”的有色眼镜认识和看待中国大量不同于选举式民主的创新举措,如村务公开、温岭协商民主和干部巡视制度等。二是无法解决学者曹锦清谈到的“大历史观”问题,即任何顶层设计方案必须能够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现在在哪、将来要到哪里去的大历史观,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选举式民主所包括的“宪政”、“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普选”等基本内容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历史观。接纳“选举式民主”就意味着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拱手让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正是选举式民主的现实表现和理论困境使目前政改理论依然准备不足,这也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从常识开始超越选举式民主。

    三合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制包含四个环节:选拔政治领导人、决策、管理(包括政策实施和民众参与)和监督。西方选举式民主只覆盖政治体制的第一个环节, 无法解决选举之后民选领导人在决策、管理和监督过程中的贪污腐化问题。由此,“协商式民主”和“监督式民主”应运而生。协商式民主主要针对政治决策与管理环节。陈家刚在《协商民主》一书中总结协商式民主是一种通过讨论说服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治理形式。十八大报告中也首次提及协商式民主,即“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而监督式民主则主要针对政治监督环节。美国学者迈克·舒德森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核心观点是政治制度良好运转的关键在于对官员选举之后的有效监督,而非竞争性选举。各种舆论和机构监督都是典型的监督式民主。

    选举式民主确保领导人选拔公开公平,协商式民主能使政治决策和管理得到有效协商和审议,监督式民主则对领导人选举之后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三者有机统一,才能完整覆盖政治体制的四个环节,从而实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有选举式民主,又有协商式和监督式民主,本质上是一个“三合一”的民主模式:村级直选和干部推荐票制度等属于选举式民主,人民政协制度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等属于协商式民主,而村务公开和县权透明等属于监督式民主。

    但仅仅梳理出“三合一”的民主模式还无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击败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完成这个重任需要引入“阳光透明式民主”的概念。

    阳光透明式民主

    在引出“阳光透明式民主”的概念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作为经济学分支的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即“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在菜场,卖韭菜的菜贩掌握自己的菜是否施用过有害农药(毒韭菜)的信息,而买菜的顾客却不掌握。这种菜贩相对于顾客的信息优势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是指借助信息优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坏事。逆向选择是指开始只有少数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做坏事,逐渐其他人因担心吃亏而效仿,即逆淘汰。

    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今天,中国民众反映强烈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假药和地沟油,污染和假数据,因资源配置不公造成的贫富分化,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工程的回扣和分肥。随着逆向选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为防止被逆淘汰而被迫选择“潜规则”,这种“逼良为恶”的循环可能逐渐演变为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动荡。

    人民出版社《制度之争与制度认同:信息制度论、话语优势和制度绩效》一书,融合信息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提出制度的优劣取决于能否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据此,制度被赋予新的定义,即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透明类举措(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理想目标是完全透明,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最多实现次优,因此把制度统称为透明类举措)。

    而无论中国古代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都是为克服信息不对称而设计的透明类举措。政治协商在集体讨论中克服信息不对称;县权透明(县级权力透明化)与媒体监督在信息披露中克服信息不对称;传统社会保甲连坐制让甲内的民众相互监督举报;政治教育使干部即使拥有信息优势,也自愿选择自律;直选、推荐票制度和差额选举等选举式民主通过扩大竞争、增加选拔环节的透明度,让民众获得候选人尽可能多的信息,也属于透明类举措。

    信息经济学使选举式、监督式和协商式民主统一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透明类举措。三种民主看似形式不同,实际上内涵一致。借用一句政治共识——“阳光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三种民主可以统称为“阳光透明式民主”。

    “阳光透明式民主”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选举式民主增加了监督式和协商式民主,弥补了前者无法有效解决政治体制后三个环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更高层次、更加完善的民主模式。

    “阳光透明式民主”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梳理出了击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历史观: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制度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信息不对称,实现阳光透明的历史。制度超越体现在对信息不对称的更有效克服和更阳光透明。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借鉴吸纳人类文明中三种民主模式的优秀成果,克服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信息不对称的过渡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极阶段是完全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信息完全对称、公共权力完全阳光透明、国家和政党作为制度彻底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

    “阳光透明式民主”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三大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逆转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被动局面,占据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面对当前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挑战,执政党高举“阳光透明”大旗占据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制高点,推进“阳光透明”制度化来遏制腐败、凝聚民心,将实现“上下同欲者胜”,最终夺取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胜利。

    (作者著有《制度之争与制度认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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