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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平衡精英集团对政府的影响
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这是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不是中性政府的原因。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的：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的经济政策。而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让中性政府的产生变得更容易。一个平等的社会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执政空间。在中国，扩大再分配的呼声一直不是主流，这当然和政府的自主性有关，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也起到关键性作用。因为这个原因，分权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更成功。
但是，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积累了许多问题，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发生较大的改变，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可能是中国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即精英集团过于强大，并左右政府的经济政策。如果当前民众还会因为自己从经济增长中得益而忍受社会分化的话，那么，随着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众的忍耐会逐步消失，近年来民粹主义的抬头就是一个表现。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民众政治参与平衡精英集团对政府的影响，是中国下一步必须考虑的事情。
（据姚洋 文）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共和国建立的前二十几年是“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打碎结构引起了一个大的问题，原来农村的结构、文化载体、价值观载体都被摧毁，这是今天农村混乱、没有信念的最主要原因。第二个实验是“恢复结构”实验，花了30年。第二个实验，实际上解释的是谁得到了什么，而之前是强调哪些阶级不应该得到什么。第三个实验是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配置方式实验，从分层的角度讲，这个是研究“怎样得到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最后一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实验，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全世界的实践经验都证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是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的时期，必须采取缓冲机制。我曾经提过5种缓冲机制，一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街道办；二是传统单位缓解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身份，我们仍然有传统的政治身份群体；四是保障机制；五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通过家庭来做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疏解，家庭关系也配置资源，一个人富了以后，父母常常出面，让有钱的人给没钱的人，家庭就把资源给配置了，这是中国特色。
（据李强 文）
中国走进关注公平新时代
社会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建立在权益平等的基础之上。当前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利益受损者有强烈的不公平感与受剥夺感，受益者也开始产生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敏感性在持续上升，这表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关注公平的新时代。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权益失衡是导致社会公平感弱化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变革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家特别需要消除制度性歧视、弥补制度缺失，根据公平正义共享原则来改造事关公民基本经济社会权益的制度安排，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援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并为之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据郑功成 文）
有效驾驭民主化是关键
启动民主化是一回事，驾驭民主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可以从理想与价值出发，能够创造爆炸性的动员和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则是从发展与秩序出发，要创造新体制、新秩序与新发展。启动民主化容易，驾驭民主化难，有效驾驭民主化，就必须将民主化所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求与本国实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发展战略与发展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能够保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东亚的发展表明，如果实际的民主化进程能够保证经济与社会发展，那么，民主化本身也能因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与资源。
（据林尚立 文）
央地结盟“项目帮”
30年河东，30年河西。曾经一度大面积亏损的央企，在蓄能积量之后如同捕猎者般四处出击，圈地成王，在经济危机的大潮中，更是“攀附”者众，风光无限。近期以来，地方政府邀请央企投资地方项目的热情愈来愈高涨，与此同时，纷纷推动地方国有企业与央企进行合并重组，此类“央地结盟”的现象在2009年已蔚然成风。中国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以权力为基础来分配资源。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30多年来，中国经济格局有一点始终未变，这就是政府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中国当今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在现代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外衣下，央企和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一场新的狂欢。
（据邢少文 文）
中国金融需要国家战略
中国人口结构和惯性的工业化战略导致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高储蓄，金融抑制进一步造成了对外资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我国金融业和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未能充分发挥动员国内储蓄、促进投资的有效形成和配置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各级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和利用外资，导致外国资本对国内储蓄的部分替代，也导致了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两头挤压，造成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组织的不足。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同时又对外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以企业产权交换对美国财政部的债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投资主体的缺失。如何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真实经济发展，同时避免资产市场过度的泡沫膨胀，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据潘英丽 文）
社保对经济的重新平衡作用不大
反危机政策强化了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的利益，也帮助了农民等弱势群体，但对后者的帮助远不如对前者的扶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拉大了中国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因为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之后，一般会倾向于扩大投资，增大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弱势集团在得到帮助之后一般会增大消费需求，但这些增长的需求远赶不上供应能力的增加。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净出口来解决过剩产能，现在出口形势不好，我们就暂时用投资来替代。投资在短期内是一种需求，但从长期来看这会增大供应能力，在未来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我并不反对社保，但加强社保对经济的重新平衡恐怕作用不大。在我看来，更好也更简单的办法是不要给强势集团资源，而应该把钱倾向于弱势集团，这样能逐步缩小我们在供需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再平衡。
（据黄亚生 文）
新语录
责任不在你们，既然署了我的名字，就应该文责自负。
——新华社值班副总编辑吴锦才转述温家宝总理的话。总理亲自致电并致信新华社，指出自己讲话稿中的错误，并向读者道歉。
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介绍打黑初衷，不是主动而为，而是被黑势力逼得没办法。
中国的房子正在越盖越结实，没有什么泡沫，如果有泡沫那也是为节能而用的空心砖。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断然否认中央正酝酿“二次房改”的传闻，并认为楼市不存在泡沫。
越管市场主体越多，越管经济越活，那才是真本事、大本事。
——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调研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时说。
农民工交了多年的养老保险成了一笔零存整取的银行存款？
——珠三角打工者因社保问题无法正常退休，纷纷退保。
互联网不是任人撒野的“出气筒”。
——有媒体说，一个负责任的网民，只有自觉遵守网络的游戏规则，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才能很好地享受网络带来的实惠。
生产过剩危机是转型的必经阶段
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要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性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第一，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第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回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据孙立平 文）
特殊性利益集团扭曲价值取向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据周瑞金 文）
“省管县”能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吗？
第一，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学术界和理论界都无法对其做出确切的界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制度环境下县乡财政困难的程度和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第二，“市管县”本身不是县乡财政困难形成的直接原因，“省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第三，“县财省管”改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财政资金的中转环节，有助于县乡财政困难的缓解；第四，“转移支付”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掩盖了整个国家的财政体制问题，避开了矛盾的关键点，对于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容易产生误导；第五，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县乡财政困难是相对的；经济发展是长期的，县乡财政困难是眼前的。因此，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县乡财政困难本身值得商榷。
（据庞明礼等 文）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过去的年代，乡村生活被描绘成远离尘世，农民赶着水牛，穿过一块块分割整齐的稻田；乡村工人拖着疲惫的身躯，顶着落日余晖，从狄更斯式的工厂里下班回家。此类场景在中国仍然能够找到，在某些地区还很常见。但它们没有反映出有着7.2亿人口的中国农村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农村金融改革、农地货币化和社会福利，似乎准备在未来5到10年，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局面，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关于农村形势，很少有人认识到的一个方面是农地的货币化——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潜在变革力量，可以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私有化相媲美。土地使用权货币价值的应用，为将金融服务推广到最贫困地区创造了沃土。今年，中国农村的零售增速已超过城市。这一趋势能否保持下去仍有待观察，但基本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可能会让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出来。
（据金奇 文）
政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强势的济世文化，可以治愈历史造成的伤口。以往的60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争争斗斗的事情很多，然而最终称王称霸者力不从心，“暴发户文化”昙花一现——文化是有品位之分，有真假、高下、优劣之分。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倒孔和尊孔的记录，每次“倒孔”运动过后，都会带来一场新的“孔子热”和“国学热”。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纵然被围困、逼仄，却能激荡出后来一种更有力量的文化。“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都呈现出一种不可阻遏的文化态势。在经济至上和娱乐时代，我们靠文化召唤理性。当人们见识了文化的力量，便掀起了全社会的“文化热”。眼下国内处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市场利益的激励下，我们需要依靠文化召唤理智，让社会保持清醒。如今文化不仅为经济“搭台”，还给“娱乐时代”以庄重和理性。今后的四十年或六十年，随着中国“转型期”的完成，文化将不再只管“搭台”，自己也要“唱戏”，甚至由政治和经济为文化搭台。
（据蒋子龙 文）
双周热评
强关网吧是“因噎废食”
山东省冠县对县城全部网吧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清理，县城网吧几乎全部被关。一时间，“冠县无网吧”的舆论一下子把这个小县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舆论压力下，从10月15日起，部分网吧业主经过验收，又重新开业。
观点一：“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行政”，部分网吧违规经营危害的只是一些网民的身心健康，职能部门违法行政却在破坏法治社会的根基。
观点二：网吧本身并无原罪。国际上已把青少年互联网接触率作为国家发展潜力衡量标准，将网吧视为洪水猛兽而“一关了之”，委实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点评：看似对公众呵护备至，实际上陷入管理艺术和人文关怀缺失的行政窠臼。
职称评定是否应该取消？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开始了。为了评职称，有人疲于奔命，有人拉关系找人情，有人憋着不评职称，却无法得到公平待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54.6%的人赞成取消职称评审。
观点一：如果按照现在的体制，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都评不上教授职称，因为她也没发表几篇文章。可如果整天操心职称，她也做不成名医。
观点二：换一个评价机制就会有质的好转吗?不见得。正如一位教授指出的：“如果少了现在的这些指标,换一些‘德能勤绩’,职称评定会更腐败”。
点评：应该让职称评定的标准更加切合实际，更加有助于激励人们积极努力的工作。
“钓鱼执法”危害极大
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怀疑自己遭遇了“倒钩”执法，也就是“钓鱼执法”。孙中界的遭遇并不离奇，更不孤立。此前，上海就发生多起类似事件，甚至引发行政诉讼，它们都与打击黑车有关，而过程和结果看上去都很疑似“钓鱼执法”。
观点一：“钓鱼执法”可能扼杀互相友爱精神，还损害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为打击黑车创造这种执法方式，付出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观点二：“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违法范围，涉嫌犯罪。
点评：“钓鱼执法”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