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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复苏之道：中国须因势而变
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暖，主要原因是库存调整告一段落，其次是国有部门的投资激增，以及配合投资的天量银行信贷投放。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回暖是暂时的，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复苏。虽然经过去年四季度的剧烈下调，库存周期有可能已进入了上行阶段，但另一个更大的周期——投资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当外部需求的大潮退去时，国内过剩产能便水落石出，多年来的高投资之所以没有造成严重供给过剩，是由于海外市场吸收了国内市场容纳不下的产品。但即使西方经济复苏，外部需求也不可能回到原有的水平，因为旺盛外部需求的最重要支持——美国信贷已不可能再如往昔一般地无节制发放了。
如何消化过剩产能？目前，我们看到的对策都是更多的投资。新的投资需求短期内可使已有过剩产能得到利用，但日后将形成更多的过剩产能。试图以新泡沫挽救旧泡沫，结果是更大的泡沫，饮鸩止渴，只能推迟但无法避免泡沫的最终破灭。
危机始于失衡，复苏之道在于恢复平衡。发达经济体已大幅调整，中国经济的失衡则因刺激投资进一步恶化。率先调整者，率先复苏；拒绝调整，无异于对复苏说“不”。
（据许小年 文）
面对社会冲突，制度要更有自信
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的区别，或者说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冲突，而在于：一、制度和社会能否容纳冲突，容纳的能力有多强；二、能否建立制度化的机制解决冲突。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在社会矛盾和冲突发生时，是岿然不动、很自信的；反之，一些矛盾和冲突还在萌芽的时候，它就会惊慌失措、草木皆兵。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压倒假冒伪劣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我们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据孙立平 文）
追赶-危机-变革循环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为满足国际经济交往对货币计价、支付、清偿、储值等媒介功能需要所形成和建立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对汇率制度和政策、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储备资产选择构成等三方面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19世纪末形成以金本位为基础、英镑为主要辅助储备资产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国际货币体系为起点，其至今的演变大势可概括为三次追赶、危机和变革。“追赶-危机-变革”的历史观察视角，对目前的讨论不无启示。国际货币体系总是适应特定历史需要产生和演化而来，现实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应在于为中国和新兴国家经济追赶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制度条件。目前，从储备资产安全角度提出改革思路有其务实性与合理性，就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而言，也需要兼顾和充实汇率体制和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等方面的内涵。主要追赶国行动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调整重建具有关键影响，仔细评估可选择方案，并识别中国是否存在支配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据卢锋 文）
以创业板助推金融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启动改革的进程比完美的改革设计更加重要。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必须是一个渐进的、相对长远的过程，必须产生出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抓住改革机遇比完善改革、推出完美的改革方案更加重要。当前，面对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推出创业板恰逢其时。而创业板的推出应该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改进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要特别考虑和斟酌。创业板的推出，将开启一个完善中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制的进程，在当今情况下推出创业板的意义，远远高过圆满完成中小企业融资改革的意义，创业板的推出是一个改革进程的开始，而不是一个改革进程的结束。
（据李稻葵 文）
警惕“潜规则想象”对社会的危害
过度的“潜规则想象”对于培养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是十分不利的，对于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如果人们总是用“潜规则”思维去看待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只可能放大人们对社会的负面观感，人为增加阶层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在思想上把“潜规则”当成一种社会常态，就会在行动上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依从“潜规则”。这样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若形成恶性循环，只会加剧“潜规则”现象的猖獗泛滥。在全社会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向“潜规则”宣战的同时，承担起个人的道义责任，养成按规则想问题做事情的良好习惯，并形成风气，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清除“潜规则”存在的社会土壤。而在这种风气的培育上，媒体尤其应当肩负起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据洪 良 文）
各国匆忙救市对宪政法治的影响
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第一，从行业、从社会来看，国有企业越多，对行业内的法治、对法治文化越不利。第二，政府对财富、对收入占有越多，宪政法治受到的威胁越大。第三，“富政府”出现后，变相地会逼着老百姓求政府要饭吃，那样的话，民间的腰难以直，权利就难以伸张；而“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权力才有可能让位于权利。
（据陈志武 文）
中国进入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阶段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据郑永年 文）
“通用”变局给我们的启示
从通用汽车的百年兴衰路，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一些对中国汽车发展有益的借鉴：首先，做大做强企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它的持续发展能力。如果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病变，应该及早动用市场的力量来收编业务，否则，一旦出现大而不倒的格局，对企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都是沉重不堪的。其次，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把握市场发展脉搏，加强创新，建立标准。如果一直吃老本一定会走到通用的悲剧下场。第三，不要将繁荣格局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永恒规律，流动性的安全性和利润的扩张一定要平衡好。否则，偏向哪一个都会出大问题——前者因为缺乏效率和收益而可能被人收购，后者因为缺乏流动性而打乱企业正常运作的机制，最后不得不走向灭亡。最后，对于监管部门和政府而言，如何加快建立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安全网络，也是分散企业破产转嫁社会成本的有效途径。
（据孙立坚 文）
高等教育的“次贷危机”
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何相似之处？首先，买家和房地产、金融企业都想进入不断增长且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市场，这类似高等教育产业中的许多集团现在想进入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一样。在房价飞速上涨的时期，卖家和买家都没有过多地询问产品本身的问题，这个市场得以毫不受限制地自由运作。于是，随着市场的日趋饱和以及许多投机客的进入，开始出现某种“非理性的繁荣”。国际高等教育目前正处在发展周期的中间阶段，即非理性繁荣和泡沫之间。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审视各项措施和政策的时候，辨别哪些措施是可持续的，哪些不行。哪些政策是为学生和学术团体的利益服务的，哪些政策是错误的或仅仅是贪婪的产物。
（据菲利普·阿特巴赫 文）
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现有农业资金利用率不高无疑是造成农村资金外流的关键原因之一，即农民的储蓄资金不能通过现有的金融服务机构回到农业再生产之中，并通过农业再生产实现与第二三产业相近的收益率。不是说农业农民就不需要资金，只是在现实当中，信贷资金难以抵达目标群体，且还款率较低。
（据倪 波 文）
村级非法选举中的博弈
要解决村级非法选举这个问题，我的主张有三。其一，要解决村庄“集体资产”的管理权限问题，正是有太多容易被权力“寻租”的“集体财产”或“资源”，才让人不择手段来获得村主任这一职务。其二，在立法层面应吸取其它国家和地区应对非法竞选活动的法律经验，让法律发挥事前的预防作用。毕竟竞选活动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共性，今天农村选举遇到的问题，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早有先例。其三，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每个村子可以根据本村实际情况，经村民大会讨论拟定本村的详细选举步骤、可以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竞选行为、对违约者在村集体权力范围内的惩罚等，类似于公司制定自己的章程，以约束集体中的每个成员一样。
（据于建嵘 文）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可能在近期缩小
只要上层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下层阶层，只要下层阶层的人数比重高于上层阶层，只要市场化对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仍然具有高刺激性，收入差距的拉大就很难控制。由此得到的政策性建议是：对上层阶层，国家需要规范市场的运行，消除非法收入或权力寻租现象。此举的政治意义将大于经济意义，因为其会消除社会对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的负面评价。除此之外，仍然需要鼓励雇主阶层的顺利成长，而不应该是政策性限制。雇主阶层所占人数虽少，但如果这一阶层平均积累的资本量增长受阻，则全社会就业人员数量的增长就会受阻，这会增加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的就业压力。另外，新中产阶层也是一个需要培育的阶层，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人力资本参与了分配。改革开放的基本趋势，就是增加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唯有如此，中国的技术进步才会得到鼓励。
（据张 翼 薛进军 文）
改变对教育功能“工具论”的狭隘认识
80年代以来，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强调现代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功利价值，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现代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促进经济、科技发展，开发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通过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具有促进社会凝聚和社会整合，促进人格养成、心智发展的重要价值。通过教育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使教育成为实现社会平等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学技术的“孵化器”，而且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人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是现代教育同样重要的两翼。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教育的功利价值和非功利价值的平衡，防止教育价值的失衡、教育品质的异化，沦为“见物不见人”的教育。
（据杨东平 文）
新话风
“保密保密，这是你的个人隐私。”——在陕西农村视察“三夏”工作时，温家宝总理对一个收割机驾驶员说。驾驶员向温透露自己的收入并请总理保密。
“舞弊者查出来的越多，说明我工作做得越实。”——松原市招生办新任主任张大军说，该市已发现多起高考作弊现象。此前，因保送生涉及官员子女等高考黑幕，该市成为舆论焦点，张的前任也因此被停职。
“组工干部下基层，不能搞成‘吓’基层。”——中组部部署“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建国在湖南分会场强调。
“说实话，领导干部要听点真话很难。”——河南省省长郭庚茂与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他表示，正确的舆论监督对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是一大帮助。这几年，河南形象有很大转变，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努力。
双周聚焦
腾中收购悍马引争议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日前说，已经和中国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向后者出售旗下著名越野汽车品牌悍马。消息一出，各种评论铺天盖地。
观点一：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象征，实力的证明，这是中国民企参与国际并购竞争的开端，是一件大好事。
观点二：国内企业收购悍马之举违背了中国的产业和消费导向。
观点三：收购会使腾中名噪一时，让世人知道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有着何等的勇气，但是，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附加价值。
点评：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无论在国内拓展业务还是在海外并购、投资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包括舆论环境在内。
绿坝能为花季护航吗?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通知， 7月1日之后在我国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坝 ·花季护航”。该软件可以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等。
观点一：国家能够关心未成年网民的视听健康问题，体现出责任政府的意识。真心希望能够继续把这类软件完善起来，为孩子保驾护航，相信它能给中小学生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学习环境！
观点二：如果4000万真能给孩子换来一片绿色的“网络天空”，那就是值得的，国外网上已经针对淫秽、暴力信息进行了屏蔽，给电脑装过滤软件就一定侵犯公民权利的说法站不住脚。
点评：一代人的花季，所有人的责任。筑“绿坝”为花季护航,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领导干部问责就是要一问到底
湖南省娄底市在今年5月发布了《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根据该规定，今后凡被给予免职处理的问责对象，即便经反省后安排了新岗位，其新任职务也必须低于原任职务。
观点一：具有刚性和可操作性，杜绝了当前干部问责中的形式主义，也使干部能够真正感受到问责的压力，是娄底市全面实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一大“亮点”。
观点二：对领导干部问责是一项动真碰硬的工作，这些尝试是有益的、见成效的，但离失责必问、追责到底还有差距。领导干部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常态化，有待于长期的探索和完善。
点评：一面是民众和舆论的痛批,一面是被免职官员毫无顾忌的复出，此种社会现实之下,湖南娄底的前述规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