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民素质的“奥运效应”

    奥运会是国与国之间的国民素质竞赛。对中国而言，面对这次历史赋予的重大机遇，我们不仅仅关注奥运健儿们夺得了多少块奖牌，更应该关注的是此次奥运会给中国全体国民的素质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如何促使北京奥运会成为提升全民健康资本及国民素质的“发动机”,应该是使“奥运效应”长久化的必要之举。 

    普及全民健身，发展大众体育，提升全民族的健康资本已是当务之急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包括健康素质在内的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早在1909年，著名经济学家埃尔文·费雪在“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一个财富的形式。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和贝克尔那里，人力资本投资中均包含了对健康的投资，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经济学表述。当代著名健康经济学家福克斯则提出人类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慢性自杀，人们都是在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来换取别的方面的收益。 

    健康投资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在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循环经济和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健康资本为人力资本发挥最大效益提供稳固基础和强劲动力。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为新中国体育工作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说明体育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1995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积极推进全民体育健身的开展。不过，虽然我国一直比较重视全民健康资本的投入，但是实施的效果并不显著。目前我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200多个体育场地的状况无法相比；还有调查表明，我国年人均体育消费不足3美元，低于亚洲年人均体育消费的12美元和世界年人均体育消费的36美元，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年人均体育消费300—500美元，与中国作为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 

    在我国，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日益激烈，由于工作压力大又缺乏适当的体育锻炼，“白领综合征”、“疲劳综合征”也越来越多地困扰着上班族。根据最新一期美国《保健事务》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人的腰围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增长得都快。这一切都说明，努力普及全民健身，发展大众体育，提升全民族的健康资本已是当务之急。 

    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是一种公共政策选择 

    奥林匹克在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在注重金牌、金钱的同时，更强调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和谐发展；也强调人的身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的生活哲学。倡导奥林匹克理念，提升全民的健康资本,既是兑现我们承办北京奥运会对世界作出的承诺，也有利于我们从一个开放的视角，推动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因此，推进奥林匹克运动，不仅要办好奥运会，更重要的是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提高全民素质是一种公共政策选择，做好这些工作离不开公共部门的有效规划和干预。世界银行曾强调指出，健康产业是一个不能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另一方面，在以知识经济为特色的21世纪，国家大力发展全民健身计划，显然还出于保护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整体素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需要。因而，健康资本投资的规划和管理应是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 

    首先，进一步推动以奥运促进体育、以体育提高健康活动普及化、长久化，并将提高全民的健康资本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健康的来源除了遗传之外，更多地来源于后天的营养特别是体育锻炼。因此，对于全体国民而言，如何实现财富与健康的兼得，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值得认真斟酌的问题。 

    其次要加强基础投入，完善和加强基层体育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加强体育场馆和场地的投入。从根本改善全民体育活动的基础条件，最大程度满足人们对健康资本投资的需要。 

    再次，重视后奥运时代，发展体育产业化。中国体育产业正处在从群众化、组织化、商业化迈向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从2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阶段，正是国民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是体育消费快速增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体育健身、竞赛表演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中国的体育产业应在后奥运时代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体育承载激情、梦想、竞争、崇拜、归属、民族复兴等种种情绪之后，缓慢变成提升中国人健康资本甚至是国民素质的催化剂，这才是北京奥运留给中国最珍贵的遗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