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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催生了众多的“问题富豪”
落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经济政治生态、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个别政府官员正是利用了这些缺陷和不足,与“问题富豪”结成特殊利益集团。
李克杰
     ( 2008-02-15 第4期 ) 【字号 】【打印】【关闭

   富豪落马不只是2007年的特色,但在2007年却表现得非常集中,老问题新面孔式的黑色连续剧继续并更加频繁地在中国商界上演,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2007年虽已过去,但2007年由落马富豪所带来的思考却刚刚开始。是什么催生了众多的“问题富豪”?为什么说“问题富豪”不是一天炼成的?又如何避免出现“问题富豪”?不言而喻,弄清背后的原因,是采取措施解决问题,防止“问题富豪”产生的前提条件。

   富豪落马源于“规范监督缺位、溺爱纵容下的野蛮生长”

   有人归纳,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国企负责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不是为“钱”,就是因“色”,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贪得无厌、自以为是。进而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信仰缺位”,问题富豪是“在信仰缺位下野蛮生长起来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决不是问题的全部,把富豪落马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信仰缺位”不仅有轻描淡写之嫌,甚至可能掩盖更为深刻、更具根本性决定性的深层次问题,不利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在笔者看来,也许这样的说法更为贴切和恰当,即富豪落马源于“规范监督缺位、溺爱纵容下的野蛮生长”!

   正如被惯坏了的孩子必然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葬送自己一样,“问题富豪”就是被个别官员惯坏了的孩子,随着它们的不断成长壮大,问题越来越大的同时,胆子也越来越大,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财富欲望,占有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更大市场,它们会突破“红线”,超越法界,将法律规则、公共责任和他人利益完全抛到脑后,把公平正义、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踩在脚下,似乎整个国家和社会以及全体公众都要为他们追名逐利让路。玩火者必自焚,最终走向深渊,不仅葬送了事业,甚至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经济的最大矛盾是缺乏资本,严重影响市场条件下的生产。为消除经济发展的这一主要瓶颈,吸引外来资本的进入,利用更多的资本组织生产,在税收和土地使用上给予优惠,是十分正确的政府举措。事实上,这些政策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然而,在不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引下,个别地方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数据,把它当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向上爬的资本,于是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陷入了优惠政策的血拼,为资本的牟利提供了全面周到的服务。个别地方政府直接站在资本一边,公开叫喊“干部就是为企业家服务的”,企业开办一路绿灯,企业家更是处处享受特权。需要土地时,政府出面划拨或廉价出让;需要拆迁时,政府组织政法机关强制拆迁;需要资金时,政府协调或指令银行提供贷款,即使对企业的环境污染、侵犯职工利益的违法事件,政府往往也能出面“摆平”。总之,企业家在地方政府那里倍受呵护,甚至就是纵容和溺爱,因此形成了一些富豪无拘无束、无法无天、顺昌逆亡、为所欲为的畸形人格,从而埋下了自我毁灭的基因。

   每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都有着让人看不透的影子

   尽管一些“问题富豪”学识浅薄,有的甚至目不识丁,但有一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政府有项目,有急于贱卖的国有资产,而由政府控制的各大银行更有用不完的钱。只要“靠上”政府或官员,那就等于把自己的吸盘插入源源不断的财富河流,就可以迅速而无风险地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世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于是形成了我国一定时期特有的官商勾结、相互寄生、相互依存、相互“贿赂”的现象。这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初期的必然现象,毕竟在这一时期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都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权力也不规范,给权力留下了较大的寻租空间。这也是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夜暴富、为富不仁的富豪的出现,是建立损害他人利益、侵吞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富豪让社会公平正义的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不仅如此,富豪们之所以能够在出现“问题”时平安无事,是因为其手里掌握的资本量巨大,由商及官,在官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甚至能够通过其代理人对一地的政策走向加以影响,从而为自己撑起一把驰骋政商两界、遮风挡雨的全天候“保护伞”。严格来讲,在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健全的法治社会中,这样的事情是不容易发生的。然而,在中国却不断地上演着情节完全雷同的财富神话,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更宏观的背景和带有根本性的制度上找原因。具体来说,就是落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经济政治生态、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个别政府官员正是利用了这些缺陷和不足,与“问题富豪”结成特殊利益集团。有人说,每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都有着让人看不透的影子。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正是“问题富豪”背后那“让人看不透的影子”。

   消除“问题富豪”就必须打破其背后的特殊利益集团

   其实,特殊利益集团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在当前的俄罗斯,就存在着众多产生于苏联解体和私有化过程的寡头,有些寡头甚至成为普京执政和推行改革的敌对势力,为此普京政府与寡头们开展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俄罗斯,寡头特指那些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操纵媒体、染指政治、干预决策的最大资本的代表。它们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但发家史却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之前,在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他们靠违法经营和私有化掘得了第一桶金,而真正迅速发迹则是在俄罗斯宣布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全面实施向资本主义过渡以后。

   “俄罗斯寡头”实质上就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私有化和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且极端发展的产物。最可怕的是,随着寡头的不断壮大,不仅把握经济命脉,而且染指政治,甚至可以左右政局,挟持政府和要挟国家,影响游戏规则的制订。一来伤害社会公平,二来破坏经济秩序,牺牲普通公众利益,危害严重。对此,普京连任总统后,展开了严厉的整肃寡头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看,俄罗斯整肃寡头的态度和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整肃寡头也好,制裁“问题富豪”也好,都只是治标之举。而要治本,要消除“问题富豪”,就必须打破其背后的特殊利益集团,而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则必须深入改善经济政治生态,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厉行法治,规范政府及官员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不正当行使。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很难一蹴而就。

   (作者为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

  

   

  

 
     ( 2008-02-15 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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