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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是一种重要的导向:用对一个人才,就能激励一批人,扶正祛邪的作用显而易见;用错一个歪才,就会伤害一批人,养痈遗患的后果也不可低估。
“文凭化”倾向的负面效应
薛鑫良
     ( 2008-02-15 第4期 ) 【字号 】【打印】【关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机关干部正自觉“充电”改善知识结构,可以说,领导干部在职攻读更高学历的行为值得肯定。但事情往往过犹不及,如果过分强调“任人唯学”与“后学历”,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所谓“任人唯学”,主要是指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录用人才时的“高学历、文凭化”倾向。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于选录对象,用所谓“刚性”的学历、文凭标准“一刀切”,对于不符合标准者就一律淘汰;二是在众多的选录对象中,对于学历高、文凭硬(所谓重点、名牌大学)的人,不论其德、才如何就“择优”任用。

   “任人唯学”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及其统治者“学而优则仕”的“官场文化”的现代翻版,也是我们真正贯彻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绊脚石,从思想方法上来剖析,则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之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警惕。

   所谓“后学历”,主要是指有些人在接受国民教育、取得正规文凭、已经参加工作或者进入“仕途、官场”以后,再得到的一种学历和文凭。

   “后学历”的文凭,在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己勤奋学习,用心血换来的真才实学的文凭;另一类则是通过各种自欺欺人的歪门邪道“搞定”的文凭。例如,用权力“要”来的,用金钱“买”来的,用所谓进修“混”来的,通过“绞尽脑汁”、精心“骗”来的,等等。

   对于上述“另一类”的“后学历”文凭,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例如通过小摊、小巷、小广告制售的那种假文凭;另一种是“假的真文凭”,即通过“官、商、学”勾结和交易的“潜规则”,由高等院校发给的那种真文凭。相比而言,“假的真文凭”比“真的假文凭”显然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和“权威性”,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更具有腐蚀性、危害性和传染性。

   本来,学历与能力、文凭与水平,既有对应关系,又不是那种“水涨船高”式的绝对的对应关系。必须因人而异,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实践中检验和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例如,鲁迅、齐白石、启功等人,尽管没有大学文凭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但都是富有真才实学、得到社会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并在当年被特聘为大学教授。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这岂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说得好:“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可是,极个别领导干部却“做官先做假(在学历、年龄、身份、政绩等方面弄虚作假),万事私为先”。这种人尽管可以高谈阔论、发号施令,然而,由于丧失人格,其领导权和执政力在社会公众心里已经名存实亡了。

   还有一种领导干部,自恃学历高,文凭硬,对于改造世界观、加强党性修养的要求不屑一顾,结果掉进了腐败的陷阱和深渊。云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典型的“根正苗红——蜕化变质”的反面教员。当他得知中央纪委要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时,竟然宣称“我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少数民族干部,关系多,后台硬,是查不倒”,直到被审查以后,才悟出其理,但已悔之晚矣。

   德才兼备者(人才)兴国利民,有才缺德者(歪才)祸国殃民。用人是一种重要的导向:用对一个人才,就能激励一批人,扶正祛邪的作用显而易见;用错一个歪才,就会伤害一批人,养痈遗患的后果也不可低估。我们必须求真务实地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机关党委副书记)

  

 
     ( 2008-02-15 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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