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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02-15 第4期 ) 【字号 】【打印】【关闭

   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目前有四股力量推动世界变化。首先,是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尽管全球都在讲中国崛起,实际上在崛起的不单是中国,印度、东盟、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在迅速崛起。其次是全球化在持续、深入地推进。全球化在往前走,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再次,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峻。第四,伊拉克战争也是一个因素。伊拉克战争意味着中东地区可能会持续动荡,美国的难题增多,以后再搞单边主义难度加大了。这四股力量推动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说,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种种迹象和言论都在说明,全球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世界在一个坎上。

   (据吴建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 中国未来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六大问题

   中国改革30年成效卓著,专家指出,中国改革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当前和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仍需亟待解决以下六个问题: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在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寻求解决三农问题之道;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推动改革深化与经济发展;基于30年改革实践,推进理论发展与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推进身份制度改革。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一切始于改革,也归功于改革;现在面临的一切困难和问题,也必须要靠不断深化的更加透明公正的改革来完成。若要实现中国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绝不能停顿和倒退。

   (林永生 崔克亮/文,据1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 “大部门”的前提是小政府

   政府机构臃肿,源于政府职能广泛而庞大。要缩减部委数量,建立“大部门制”,仅仅把几个职能接近的部委合并,或者把现有部委打散重组再设,根本无济于事。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被撤销的部委复生的事情,因为,职能未减,而几个职能合并到一个部委,必然导致管理控制链条拉长以致出现混乱,部委死而复生就是自然而然的。政府体制改革的正确顺序应当是首先进行行政管理模式变革,政府把权力还给市场主体,还给社会,大幅度缩减政府所行使的不必要的权力,这些权力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的正常发育,阻碍了社会自治的健全发展。在政府调整了自己的职能之后,撤销、重组、合并部委,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据《南方都市报》)

  

   ■ 必须扭转“口号农业”的偏向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个别地方政府把“三农”问题还停留在“口号农业”上,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实际工作中是重视城市建设、轻视农村建设。二是一些地方政府GDP“挂帅”和盲目引进外资,牺牲能源与农业环境。因此,必须坚决扭转各级政府重城市建设轻农村建设的“口号农业”偏向,坚决纠正GDP“挂帅”和引进外资“挂帅”。

   (郑良芳/文)

  

   ■ 中国之现代,或“社会”观念的衰落

   20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家有的研究“社会”,有的研究“文化”,有的研究“民族”。这些词汇都像是在形容某种“集体性存在”。然而,关于这些所谓“社会”、“文化”、“民族”的人类学论述,无一不反映190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缺乏“社会”观念的特征。20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现实是:家—国—天下、民众—士大夫—皇权,这两个对应的传统社会结构三层次,各自丧失了一层,终于只剩下家与国或国与家——即我们理解的“国家”。

   (王铭铭/文,据《中国图书商报》)

  

   ■ 县域现代化:

   破解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关键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诉求。就目前中国现代化发展状况而言,取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城乡二元格局能否改变。事实证明,实施县域现代化是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关键,在我国未来现代化进程中,应安排配备好县级党委及政府的班子,扩大县级政府的权限,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线指挥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继续推进大中城市发展的同时,以县域现代化发展为重点,扭转城乡间经济社会不协调发展的局面,从而为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陆学艺 王春光 胡建国/文,据中国社会学网)

  

   ■ 中国崛起,要有妥协的气度

   学会妥协和让步是时代给我们出的一道难题,也是中国发展中正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提到妥协,一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将它与“怕输”、“服软”联系在一起,一旦他们认定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出现了让步的迹象,甚至会跳起来斥之为投降主义。在全球外交的大平台上,我们需不断拓宽自己的心胸,走出有进有退的更漂亮的舞步。30年来,我们逐步懂得了,必要时的让步不是服软、怕输,让步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具有收放自如的弹性。

   (单仁平/文,据《环球时报》)

  

   ■ 民主化还是要从上而下

   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的民主从上而下的发展受挫,知识分子找到从下到上的另一条道路。村民自治对于改变中国的民主生态在90年代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于中国宏观政治来说,并不能真的能从村到乡到县一步步推进民主。事实证明,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化成功是这样实现的,民主化成功还是要从上而下,必须是一个国家层面的行为。

   (吴 毅/文,据《南都周刊》)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具备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搞计划经济;第三,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第五,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高尚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 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目前的改革困境,首先是因为30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在这样一种社会改革里,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30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我们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在政治消费品上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

   (任剑涛/文,据南方网)

  

   ■ 乡村自治: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一步

   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和基层社会共同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大体都给共同体的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中国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今中国展开的村民民主选举,是恢复共同体功能的历史性的一步。乡村秩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真正具有权利来处理家乡的公共事务。他们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我相信,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这一进程如果能够不受打扰地进行下去,将比任何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都更有意义。

   (薛 涌/文,据1月10日《南方周末》)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10个问题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搞掉,那就是计划经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第二,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第三,城乡二元体制30年没有触动。第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迫切任务,但重点不是户口问题。第五,最主要是个土地问题。第六,宅基地的置换就可以大大加快城市化。第七,改革当中要大力做的是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第八,中国能不能在工业化中期就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九,教育保障。第十,要支出这么多的财政,国家还要拨款搞教育,这个是没关系的。我们将迎来一个内需的大突破,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在哪里?就在中国的农村。

   (厉以宁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

 
     ( 2008-02-15 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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