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等问题的存在，既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改革还未到位，人口多基础不厚的客观原因，又有各级政府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没有正确履行应有职能，明晰政府行为界限的原因，当然，也有整个社会和公民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定位不清晰，自我不理性的原因。因此，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社会与公民。

  　一个理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有限的、法治的、责任的、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这是和谐社会对各级政府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市场和社会可以自我发展、自我良性运行的领域，政府就不应该过多介入。理性政府应当积极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政府的各项职能必须围绕着政府应承担的公共责任进行，建立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建立理性政府的核心内容。政府履行各项职能必须在社会和公民的监督之下，要保证公民最基本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一个理性的社会和公民群体，必然需要一个个体理性、中介组织发达、社会结构稳定的社会状态。个体理性是社会理性和成熟的最根本基础。

  　正如所谓的上学难与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存在的择校风和高额收费（择校费、赞助费、培养费等等）问题关系很大，而并非政府没有提供必要的义务教育投入，学生家长盲目的择校思想需要引导；看病难、看病贵也与部分患者盲目选择医院的行为相关联；全民“股民”和“基民”的问题同样需要公民理性地认识股票与基金的风险。中介组织是衔接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联合剂，需要更多的非赢利性组织、行业发展协会、公民自助团体等的发展，这同样需要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自治组织的发展。而社会结构的稳定有赖于公民个体理性和中介组织发展的水平，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和阶层间的有序协调。当然，一个理性的社会和公民群体状态同样需要理性的政府加以引导和保障。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性的政府是关键，但同样需要理性的社会和公民群体，因为，理性的社会与公民群体是和谐社会的充分条件。

  　（作者系全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