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权利与关爱同行

  　智力残疾人也应有自己的尊严、价值、潜能和前途。举办特奥会，就是让他们超越自身缺陷，锤炼意志品质和开发技能技巧，向人类生命的潜能发起挑战，充分展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可以成才的不朽真理；同时增强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我们应树立“智力残疾，权利完整”的理念和“感激与回报”的理念，特奥会是我们履行感激与回报义务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参与特奥会的每一种方式，都会营造关爱和帮助残疾人的社会风尚，都表明了我们对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的强烈期盼。

    （郝铁川/文，据9月28日《文汇报》）

  　编辑点评：对于怎么看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地位和待遇，人们更多的还是持有一种福利的而非权利的视角。秉持福利走向权利的态度和观念，并在制度层面落实，它确定国家保护与促进弱势群体体面生活是一种义务而非恩赐。

  　有了法律，仍要民间传统

  　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它必须有法律进行外在约束。然而，有了法律，还要有民间传统，因为民间传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是维持微观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当然，作为历史文化沉积的民间传统，难免有一些不利于人发展的糟粕，应该批判并抛弃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恶俗”，但除此之外，不该对民间传统进行过度的质疑和批判。近年来，原已残缺涣散的中国民间传统愈加萎缩和破碎，民间社会逐渐缺乏必要的张力，微观社会秩序也受到影响。

  　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共生，自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但也必须恢复和弘扬优良的民间传统。

  　（胡守钧/文，据《解放日报》）

  　当代中国的十大观念变革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观念的逐步嬗变:对社会形态的认识，从单一的重点论转变到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从只重制度模式转变到更重价值取向；从不同社会制度的绝对对立转变到正视制度多样化；从只重生产关系转变到更重生产力发展；对待所有制，从狭隘“二分法”转变到多维视角；研究阶级阶层，从单纯生产关系角度转变到侧重生产力角度；从阶级阶层之间的简单对立转变到多样化的互补、合作、共处、多赢；从理论本位论转变到实践本位论；由服从革命导师个人转变到服膺普遍真理；从“语录”标准转变到“基本精神”标准。

  　以上观念变革的中心内容，就是进一步破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思想，扬弃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文化”，确立与时代、国情和党情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基本理念，建构当代中国的“建设文化”。

  　（董德刚/文，据《北京日报》）

  　传统节日正名需法律撑腰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强大，更包含传统文化等软力量的崛起，而找回并复兴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重视节日文化的凝聚力，让人们欢乐和谐地度过属于本民族的节日，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既应包括对青少年进行乡土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也应包括由商家、政府、媒体积极营造传统文化氛围。而要促成这些目标实现，法律的规范保证不可或缺，人们希望能以立法的形式为传统节日提供更为人性化的广阔空间，让包括中秋在内的传统节日真正名正言顺。

  　（凌 锋/文，据《法制日报》）

  　和谐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全民参与和主动创造

  　以人为本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直接受益者。从根本上说，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国民的普遍认同，这一切只有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因此，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扎实开展既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要求，又体现乡村、都市、社区、企业、机关、学校、家庭以及现代网络具体特点的和谐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依靠全民的觉悟、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是和谐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正确路径和现实选择。

  　（谢孝荣/文，据《福建日报》）

  　我国政党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和谐的政党关系；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政党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使我国和谐政党关系建设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首先，从政党制度本身看，和谐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本质特点，但这并不是说和谐的政党关系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其次，在社会多重转型期与发展期，社会利益急剧分化和多样化，我国的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强化政党的民意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拓宽和深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使多党合作制度切实成为表达民意的平台；第三，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相比，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相比，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还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从国际范围看，构建和谐政党关系还面临着西方政党制度的冲击和严峻挑战。

  　（周淑真/文，据《学习时报》）

  　“理财时代”开始到来

  　一年多来，中国A股市场持续走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赚钱效应”，在注重“创业”的基础上，一个以理财为中心的经济时代也开始到来。其中两个效应会立即显示出来：一方面，投资理财的“风险性”还没有经过体验，投机赚大钱的心理却仍然普遍；另一方面，投资理财使得消费又理财者与光消费者之间、“略有余钱”投资理财者和没有余钱投资者之间财富差异放大。这里的诸多问题都会长期地影响我们社会的未来。

  　（张颐武/文，据《广州日报》）

  　公众参与需要高制度化　

  　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使公众参与得到很大发展，其趋势是从动员式参与到自主参与；从松散的个人参与到组织化参与；从孤立的参与到横向联系参与；从参与热情不高到热情高涨；从体制外参与到体制内参与。

  　但问题仍然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有限，许多法律制度不落实或者缺位。从公众参与的整体情况来看，参与意识及参与行动已越来越强烈；相比之下，参与的制度化程度却很低，绝大部分参与还是在非制度化层面进行，而且公众在体制内的参与程度也很低。必须提高制度化程度，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和规定，将公众参与有序组织起来，同时应该更多地开放体制内渠道，加大公众对政府事务参与的力度。

  　（李 凡/文，据《南方周末》）

  　儒学在现代的重要性

  　现代之所以需要儒学，是因为：它作为本土文化第一根脉，是本土传统最重要的道德框架；它没有法家的暴戾，没有道家的阴鸷，是传统文化中最光明的意识形态；它饱含政治哲学的思想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开示出人道主义等等丰富的现代价值以及秩序观念；它致思于实现“公道——仁德” 及修养个人，可以使人安顿身心。

  　通过对诸多历史人物的比较，可知孔子是一位朴素却不简单的老人，他身上沉淀和涵摄了关于历史与未来的信息。他的朴素表现了中华本土文化不可移易的定力。离开《论语》，在这块同样流淌着长江黄河的东方土地上活动的民族，可能是另外一番面貌。在万邦林立的当代世界，他与他所开创的儒学，是解决华夏身份识别危机的主要资源。

  　（金钢/文，据金钢新著《论语鼓吹——圣贤的光荣与漏洞》之《全书义理概言》）

  　以“四位一体”模式破农村金融难题

  　“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直困扰着理论与实践者。

  　我们调查发现，农村金融系统并不缺资金。农户贷不到款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不了解农户的生产和现金流的情况，而农户又缺乏银行在现行制度下可接受的抵押品，因此不敢放贷。调查还发现，龙头企业通过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对生产基地内农户的生产、经营状况了如指掌，又通过收购掌握着农户的现金流。如果由龙头企业成立专业担保公司，担保和其关系紧密的农户的贷款，银行风险会大幅降低，贷款意愿会大大加强。对龙头企业来说，给这些农户提供担保风险非常小，而且，根据规定，担保公司每一元的资本金可担保５至１０元的贷款，这样公司可以迅速扩大基地规模、做大做强。

  　所以，选择经营管理良好、有发展前景的龙头企业，推广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的“四位一体”的金融创新方式，可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之一。

  　（林毅夫10月9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谈“三农”问题）

  　问责比道歉更重要

  　近年来，各级政府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开始放下“架子”，向老百姓道歉，这有助于使民众体会政府部门真心为民的拳拳之心，增强各级官员的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官民关系。但是令人担心的是，道歉会不会成为一些部门淡化责任、侥幸过关的“做秀”？对正在迈入法治社会的现代公民而言，真正需要的，可能并不是政府一声“对不起”，而是平时对幸福安全的增进和出错之后的严厉问责。责任政府的目标在于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而不允许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脱离责任机制的监控，因此，真正的责任政府，绝不仅仅是会道歉的政府，而是倾心打造各种刚性的责任机制，尤其是有责必究的问责机制的政府。

  　（傅达林/文，据《甘肃日报》）

  　编辑点评：在学会道歉之余，政府部门更应从明确责任归属、完善责任追究、健全问责法规入手，将各级官员的行为牢牢拴在责任法条之下，这才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正道。